兵家的代表人物是誰
導語：諸子百家中也有兵家，那兵家的代表人物是誰呢？下面是小編為你準備的兵家的代表人物是誰，希望對你有幫助！
兵家是中國古代對戰略家與軍事家的通稱，又特指先秦對戰略與戰爭研究的派別。兵家的重要著作有《孫子兵法》、《吳子》、《孫臏兵法》、《司馬法》、《韜》、《三略》和《尉繚子》等。
兵家主張運用武力通過戰爭來達到統一國家的目的，創始人是孫武。
兵家集大成者是孫武的《孫子兵法》。中國自古以來兵家一直是受到重視的。 兵書在中國的發展源遠流長，兵書產生於西周，成熟於春秋。
中國古代兵家管理思想包括若干科學的管理觀點，它既把政治、經濟、軍事、天文、地理、國際關系等各種客觀因素作為決定勝負的條件，并把它們看成是相互關聯的管理決策的統一整體同時又把戰爭主觀指導，即主體的決策、指揮、組織、運籌等軍事理素質(所謂的“將能 ”、“將才”)作為一項基本因素，并由此而引出爭取戰爭勝利的一系列戰法。
關于計謀(戰略)的論述，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兵家管理思想中內容最豐富方面，它所揭示的許多帶有規律性的原則，是至今仍必須遵守的。許多名言已成為膾炙人口的管理格言，諸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居安思危”，“有備無患”，“先計后戰”，“遠交近攻”，“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避實擊虛”，“ 以眾擊寡 ”，“兵貴勝、不貴久”，“兵貴神速”;“兵貴其和，和則一心 ”，“三軍一人，勝”，“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密察敵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等等。這些著名的兵家管理格言運用的一些基本原則，與現代科學理的理論，不僅基本精神一致在語言上也有明顯的淵源關系。
代表人物：
孫武
孫武齊國(今山東臨淄)人，字長卿，春秋時兵法家。曾以《兵法》十三篇見吳王闔閭，經伍子胥的推薦，被任命為將，率吳軍攻破楚國。
他認為「兵者，國之大事」，提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注重了解情況，全面地分析敵我、眾寡、強弱、虛實、攻守、進退等矛盾雙方，并通過對戰爭客觀規律的認識和掌握以克敵制勝。他還提出「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謂之神」，強調了戰略戰術上的「奇正相生」和靈活運用。
孫武著作有《孫子兵法》一書，為中國最杰出的.兵書，并深受世界各地所重視。
孫臏
齊國阿鄄(今山東陽谷、甄城縣)人，孫武的后代，大致與商鞅、孟軻同時，為戰國時兵法家。他曾與龐涓同學兵法，當龐涓作魏惠王將軍時，忌其才能，把他騙到魏國，處以臏刑(即去膝蓋骨)，故稱孫臏。后經齊國使者秘密載回，被齊威王任命為軍師，協助齊將田忌，設計大敗魏軍於桂陵、馬陵。
他繼承和發展了孫武的軍事理論，把「道」看作戰爭客觀規律，提出了以寡勝眾、以弱勝強的戰法，主張以進攻為主的戰略，根據不同地形，創造有利的進攻形勢，重視對城邑的進攻和對陣法的運用。著有《孫臏兵法》一書。
基本介紹
兵家是中國古代對戰略家與軍事家的通稱，又特指先秦對戰略與戰爭研究的派別。兵家的重要著作有《孫子兵法》、《吳子》、《孫臏兵法》、《司馬法》、《六韜》、《三略》、《尉繚子》、《握奇經》等。
孫臏兵法竹簡
孫武著書雕塑兵家集大成者是孫武的《孫子兵法》。中國自古以來兵家一直是受到重視的。兵書在中國的發展源遠流長，兵書產生於西周，成熟於春秋。如何從宏觀上把握戰爭，是兵法的關鍵。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關系到一國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也可以將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統治國家，制定國家戰略的指引；又是一部如何領兵打仗，制定戰爭戰略與策略的書本。兵家是春秋戰國“百家”中的一個重要學派，以研究作戰、用兵為其主要宗旨。《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將兵家著作分為四類：兵權謀類側重于軍事思想、戰略策略；兵形勢類專論用兵之形勢；兵陰陽類以陰陽五行論兵，且雜以鬼神助戰之說；兵技巧類以兵器和技巧為主要內容。
兵家主要代表有孫武、吳起、孫臏、尉繚等。他們的著作留傳下來的有：《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等。這些著作均是當時戰爭和治兵經驗的總結，其中提出了一系列戰略戰術原則，包含有豐富的軍事辯證法思想以及治兵作戰的哲理。
道之所在
世間萬事萬物，由小到大，由弱而強，都有其客觀的變化發展規律，人們只有順應和利用這些規律，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這是對于事物之發生!發展直至滅亡的一般規律的認識。"事物的自身發展既不可違背，那么，只有順應規律的發展，正確應用自然法則，戰爭才能勝利，天下才會久治"這是先秦兵書樸素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又一重要思想，"對事物表面的膚淺認識，往往會造成人們實踐上的偏差，用這種膚淺的認識去指導戰爭實踐，勢必引發不堪的后果"因此，先秦兵書的作者們為了提高實踐的成功率，深深懂得并掌握了戰爭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縱觀先秦兵書，大多數作者把戰爭規律歸結為道。
戰爭的普遍規律
先秦兵書在論述戰爭的普遍規律時，。“道”的涵義之一，即如同今日所說的自然規律，或者說是萬物生長的總原理，是人類必須遵循的規律，因其不變性，故又稱為“常”。先秦兵書所反映的戰爭原理均可由此尋找到思想淵源。
先秦兵書繼承了心靈“專一”的境界形態，并超越了這一形態，將其運用于復雜的戰爭形勢中。《孫子·軍爭》云:“夫鼓金族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鑼鼓、漣旗統一了士卒的耳目，士卒的耳目達到協調一致，全軍上下嚴整劃一，故攻則勇，退而不亂。《九地》篇又說:“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己也。”善用兵者，因其能使整個部隊號令統一，故率全軍作戰如攜一人。在此，孫子指出了一個用兵之道，即“一”。《六韜》承襲了這一謀略思想，明確了“用兵貴一”的概念。其《兵道》篇提出“兵道”之觀點，作者認為:“凡用兵之道，莫過乎一。”何謂“一”?“一”是至大實數，也是宇宙實體的起點，因而是一個神圣而又深邃的理論范疇。作者使用這個概念，高度概括了軍隊這個戰爭工具的運用，必須達到統一、集中、和諧的根本要求。作者用“能獨來獨往”對“一”做了解釋，可理解為軍隊指揮權的統一，也可理解為全軍意志相同、行動一致之意。故“一”字包含了精微的兵學奧妙。作者還引用黃帝的話解釋“一”:“一者，階于道，幾于神。用之在于機，顯之在于勢，成之在于君。故圣王號兵為兇器，不得己而用之。”前句是黃帝的言論。”這里，作者把“一”視為兵學的最高境界。所以，是先秦兵書的一個卓越之見。軍隊的統一、集中與協調，是勝利的根本保證，很多軍事家都論及這一問題，如《尉繚子·兵權》說:“兵以靜固，以專勝。”《武議》又說:“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故也，性專而觸誠也。”這兩個“專”即專一。顯然是對《孫子》這一理論的繼承。
知兵要“達于道”
《孫臏兵法》論“道”多達五十余處，《威王問》中，孫腆分別作答齊威王和田忌所提出的問題，最后有一段話:“孫子曰:‘明主、知道之將，不以眾卒幾功。’孫子出而弟子問曰:‘威王、田忌，臣主之問何如?’孫子曰:‘威王問九，田忌問七，幾知兵矣，而未達于道也。……’”孫腆所言意在說明指導戰爭必須通曉用兵之道和掌握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作為一個統治者，不僅要知兵，還要“達于道”，即要掌握戰爭的一般規律。《吳子》也認為事物的產生、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人們的行動必須合乎客觀規律，他將這種規律稱之為“道”，如“安國之道”、“知兵、料人、固國之道”、“陣必定、守必勝之道”、“敵必可擊之道”以及“進兵知道”、“行軍之道”等等。因此，他認為人的行動必須“綏之以道”、“舉順天人”，否則，“若行不合之道”，“患必及之”《圖國》。如安國之道，要“先戒為寶”《料敵》;進兵之道應懂得“四輕、二重、一信”《治兵》;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否則，“以居則亂，以戰則敗”《治兵》，等等，皆說明，戰爭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律，即“道”。
這里的“道”皆指人生、社會所達到的一種至高無上的境界，這個境界就是以“周禮”所規范的理想社會。先秦兵書承襲了這一理念，也將“周禮”所規范的“道”融入到戰略思想中，《孫子》有二十余處說到“道”，其意較廣，總之主要是指國家和君主的政治修明問題，重在言“政”治國。如《計》篇以“道”居于“五事”之首:“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孫子之“道”，將政治與民心聯系起來。 既然知兵要“達于道”，那么，“達于道”的結果是什么呢?《孫腆兵法·纂卒》篇給了具體的答案:“知道即可知勝。”孫腆在該篇列舉了“恒勝有五”、“恒不勝有五”的五個條件，其中“知道”與“不知道”即各占其一，“知道，勝”，“不知道，不勝”。孫腆又在《客主人分》篇又寫到:“眾者勝乎?則投算而戰耳。富者勝乎?則量粟而戰耳。兵利甲堅者勝乎?則勝易知矣。故富未居安也，貧未居危也;眾未居勝也，少未居敗也。以決勝敗安危者，道也。”可見對戰爭起絕對作用的不是人數的多寡，也不是糧食的多少，更不是兵器、盔甲的利鈍，而是“勝有道矣”，即真IF起決定因素的是依據客觀規律達到制勝的目的，這種客觀規律就是“道”。《尉繚子》提出了作戰要靠“道勝”的原則，其《戰威》說:“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湮發機，潰眾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這里的“道勝”實指“講武料敵”，戰勝敵人的戰術，其“形全”意為敵人不損一兵一卒，但使其喪失戰斗力，在戰爭中夾雜“道義”原則。明劉寅《直解》說:“夫道，不止講武料敵，必先修德，行政，養民，致賢而己。如文王伐崇，三旬不克，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先秦兵書還有對于“天道”的論述。關于“天道”的概念，這一思想被先秦兵書的作者加以利用并有所發揮，如《六韜·守國》一篇就是從“天道”觀的角度，對“仁圣之道”作了哲學上的論證。作者認為，在自然界，“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在社會上，則是“天下有民，仁圣牧之”自然界春生夏長，秋斂冬藏，如此循環往復，不知始終，“圣人配之，以為天地經紀”。這也是圣人所以偉大之處。作者認為，君主順應百姓的固有性情進行統治，而民眾的本性都是自私的，這就難免產生爭端。所以圣人治國，總是具有秋冬的蕭殺，又有春夏的溫暖，兼用刑德，剛柔并施。作者還認為，圣人總是在亂世進行救世，一旦戰亂停止，就悄然隱退，這正如春夏生長，秋冬斂藏的規律。所以圣人總是順應時勢，而又領導時勢，按照自然規律調節社會，這樣，“與天地同光”，達到君主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不僅如此，在了解了天道之后，還要掌握天道的一般規律，《孫臏兵法·八陣》說:“孫子曰:知不足，將兵，自恃也。勇不足，將兵，自廣也。不知道，數戰不足，將兵，幸也。夫安萬乘國，廣萬乘王，全萬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知理，內得其民心，外知敵之情，陣之知八陣之經。見勝而戰，弗見而凈，此王者之將也。”孫腆指出了戰爭的決定因素是“知道”，作為“王者之將”就要諳熟戰爭規律之“道”，發揮主觀能動性，將帥要知道天時、地理、民心、陣法、道路的險阻和遠近等六種情況的要求，體現了主觀指導也要符合客觀規律。這一作戰指導原則，既要求將帥通曉自然、社會的一般規律，又要掌握戰爭的特有規律。
總之，既然客觀世界的各種事物，都有其自身發展變化的規律，那么人們進行各種活動時，也只有遵循事物的規律去做，才能獲得成功;否則就會處處碰壁。先秦軍事家們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故于兵書作品中以“道”來揭示戰爭實踐的一般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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