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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論》讀后感
認真讀完一本名著后,你有什么領悟呢?是時候抽出時間寫寫讀后感了。那么你會寫讀后感嗎?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國富論》讀后感,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國富論》讀后感 篇1
我利用寒假時刻閱讀了由有“現代經濟學之父”美譽的亞當。斯密著作的《國富論》,覺得《國富論》真的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
之前我領悟馬克思理論時,馬克思認為:工人每一天的勞動一部分是必要勞動,這是工人的酬勞,是供工人維持自我和家庭生活的;而另一部分勞動是剩余勞動,是生產剩余價值的,這部分是資本家資本積累的源泉,資本家正是透過不斷的增加生產剩余勞動的時刻加大對工人的剝削。其實我當初在領悟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時候,會有這么一種思考:工人們生產商品的勞動獲得了工資,那么資本家在生產過程中也監督和指揮工人的勞動不是也就應獲得必須數量的報酬嗎?之后看了《國富論》,其中亞當。
斯密認為:工人在原料增加的價值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支付他們的工資,一部分支付雇主們的利潤,這部分又可細分為資本的利潤和地租。資本的利潤可假想為支付資本家的某種特殊的勞動即付給監督和指揮工人勞動的工資的別名,而地租呢作為資本家所墊支的`原料和空間等資本的報酬。我覺得資本家在付出自我的勞動同時就應獲得報酬,但是所站的立場不一樣(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獲得多少就會因個人的私利心,從而會出現偏移。而在地租這個問題又會涉及到土地是否私有,與國家的制度有關。我知道馬克思主義理論,《國富論》中的理論所支持的階級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是兩個不一樣的階級,因此他們的觀點也很難決定孰對孰錯。所站
的階級不一樣,自然所持有的觀點就會不一樣。
看了《國富論》我對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應是政治經濟學部分。在國富論中重點說了兩種富國裕民的政治經濟體系:重商主義體系和重農主義體系。重農主義是把土地看做國家收入主要來源的一種政治學體系。為了增進農業重視農業發展,并主張限制制造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但最后往往作用與目的背道而馳。在封建中國,曾長時刻實行重農抑商,實行海禁,閉關鎖國,禁止商業發展,最后到了清朝農業也落后,幾乎百業俱廢的地步。而重商主義則鼓勵制造和對外貿易多于農業。該部分就花了大篇幅說了商業主義和重農主義。
隨著國際上的全球化趨勢,了解商業主義或重商主義的原理對于一個國家國民經濟的發展還是有很大的好處的。一開始一國會擔心自我國家的金銀會外流,會發行一些禁令極力阻止貿易。但是這些禁令并不能完全阻止金銀外流,當一個國家輸入金銀數量超過有效需求時,它在該國內的價值就會降低;若鄰國的金銀量低于有效需求,它的價值就會升高。這樣就算有嚴厲的法律禁令,高利潤也不能禁止金銀從該國輸入鄰國。還有只有增強對對金銀數量的使用,使依靠它得以流通,經營和制造的消費品增加,才會增加金銀的數量。就如一個家庭,如果他們把家里日常開支剩余的金銀都儲存起來(那里不包括那種能夠升值的銀行儲存)
,不做任何的投資,那么你的金銀還是這么多,不會無端端地增加。但是你用作投資的話,還有能夠增值的可能。一個家庭如此,一個國家也是如此。不用閑置金銀必將會造成巨大的損失,因此法律也阻止不了金銀被立即運出國門。我想也是正因這樣才出現了咱們此刻的這個國際經濟貿易行業!在商業主義國家,他們有兩條原則:財富由金銀構成;無金銀礦山的國家只有透過貿易差額才能輸入金銀。
因此限制進口和鼓勵出口就成為國家致富的兩大引擎。咱們國家作為一個對外開放的國家也是如此。中國也采用了高關稅和非關稅的貿易壁壘來限制進口,以及退稅,獎勵等措施來鼓勵出口,使得從為止,對外貿易一向持續著順差,雖然以為基點出現了貿易順差急降,但是之后又持續了一個平穩的狀態。亞當。
斯密在限制進口的一般措施上做了探究,認為也不是國內能生產的商品都要限制進口。事實上采取高關稅或絕對禁止手段對從國外進口的國內商品進行限制,在必須程度上能夠保證國內生產這種商品在國內市場的壟斷。例如不從外國進口玉米的話,中國自我生產的玉米就能夠完全壟斷中國市場。本國壟斷確實能鼓勵本國的一些產業的發展。但是這不是絕對有利的,當這個產業的優勢不如其他國家時,進口該產品就比國內生
產更明智。就算花精力把該產業提到跟其他國一樣的優勢,正因所投入產業中的資本和勞動是有限,這樣做就會使這些資本和勞動不能朝著最有利的方向發展。因此向這種優勢是徒勞的,不如選取進口該商品。這就好像是一個木匠,雖然他自我會做衣服但是他做衣服的熟悉程度絕對沒有專業的裁縫好,與其把這部分力氣功夫放在做衣服上,不如更好地利用這部分力氣,把它用到最有利的用途上,用在做木工上,這樣木匠反而會收獲更多。
他還發現對來自貿易差額認為凡對與我不利的國家的各種商品進口都實施限制的做法無論是根據重商主義還是其他原則來說都是不合理的。他認為在其中有一個與貿易差額不一樣的但關乎國家盛衰的差額—年生產與年消費差額,即使在貿易差額不利于一個國家,生產與消費差額仍可有利于這個國家,使這個國家的實際財富即土地和勞動年產物大大地增加。另外退稅,獎金,通商條約,建立殖民地等能大大地鼓勵出口,從而會給國民經濟的發展也會帶來益處。
在讀《國富論》的時候,咱們也不就應過于堅信名人的權威,就應抱著一種探索的態度去細讀。在《國富論》中就出現經濟學中這樣價值悖論:沒有什么東西比水更有用,但它幾乎不能購買任何東西……相反,一塊鉆石有很小的使用價值,但是透過交換能夠得到超多的其他商品。亞當。斯密認為商品的價格和價值是由它的稀缺性決定的,事實上商品的價格是由需求跟供應共同決定的。雖然《國富論》中有些觀點理論存在錯誤,爭議,但是它對經濟理論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于經濟學領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國富論》讀后感 篇2
在寒假我閱讀了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對其中的很多論述頗有感觸。在閱讀的過程中,啟發了我的思想,學會了很多經濟學的知識,對資本主義的性質和不足之處有了更多的認識,并且對共產主義的優越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讓我受益匪淺。
《國富論》研究的對象是人與人交換時的經濟行為,認為經濟行為的出發點是利己心,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這是人性的自然現象。茅于軾先生曾舉《鏡花園》里君子國里的故事加以說明人的利己行為。
隸卒手中拿著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低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
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己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貨并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
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為公道。試問哪個腹中無盤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了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討價,拿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哪里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路過兩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拿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
生活中我們會發現,在現實的商業交換中,買方和賣方通過討價還價,最終會達成協議。而在君子國這個人人為他的社會里,討價還價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說不得不借助兩個過路老翁來調解矛盾。這里包含著一個極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為目的談判雙方同意的均衡點,而以利他為目的的談判則不存在能使雙方同意的均衡點。所以利己是可以達到一個和諧的社會,而利他則是一個糾紛不斷的社會。從動態的變化來看,它最終必定轉變為“小人國”。因為君子國是最適合于專門利己﹑毫不顧人的“小人”們生長繁殖的環境。當君子們吵得不可開交時,“小人”跑來用使君子吃虧自己得利的辦法解決了矛盾。長此以往,君子國將消失,被“小人”國替代。從這一點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實在是人類社會的大幸。借用茅于軾先生有趣的例子,我們容易理解亞當﹒斯密的理論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礎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雙方才能有均衡點,才能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
結合《國富論》的論述,我不禁思考,既然人人都是自私的,那么我們如何實現高度公有化的共產主義社會呢?其實,兩者并不矛盾。人性有自私的一面,但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如果能保證生產力高度發達,物資儲備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人們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能得到充分的滿足,那么人人轉而追求各自的理想,如果政府再加以引導,使得人們樹立正確積極的價值觀的話,社會的分工會更加完善,勞動生產率繼續提高,人人和睦相處,階級分化消失,共產主義的實現也就不難想象了。
《國富論》是一部偉大的著作,亞當﹒斯密把人的自利心與公利心做了和諧的.統一,讓我們知道了自利與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有利于整體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社會自然有一只“看不見的手”來引導著人們做出有利于社會與個人的最佳選擇,沒有任何政府與個人會代替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必會帶來混亂。這只“看不見的手”是什么呢?斯密雖然沒有直接表達,但是全書已經告訴我們,那只“看不見的手”正是人類的利己之心。正是利己之心,能促進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進而將之轉化為一種崇高的理想的話,共產主義的未來也就遙遙可期了。
《國富論》讀后感 篇3
《國富論》是一本怎樣的書呢?雅各布·維納曾指出,“好的教科書的功績在于對理論的綜述、生動相詳實的說明,以及把僅有學者才能明白的材料以簡明易懂又系統化的方式進行重新表達。”按照這種定義,加文·肯尼迪認為:《國富論》不是一本經濟學教科書,也不是現代經濟學家心目中的那樣經濟學理論著作。
《國富論》的'全稱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它是以英國為案例的個案研究,體現的是亞當·斯密的世界觀在更為宏大的歷史上的應用,如:是什么原因使得英國經濟在緩慢而穩定的增長中出現了持續改善的跡象;如果改變了對待同鄰國和北美殖民地的國際貿易問題的政治立場,英國經濟能夠好到什么程度;與此相比較,是什么妨礙了它,使它不能做得更好,等等。
《國富論》有五編構成。在第一編和第二編中,亞當·斯密追蹤了社會從人類最“粗野”的時代(狩獵時代,以北美的印第安人部落為代表),最終發展到“商業”時代(經過勞動分工獲得發展,而勞動分工實際上是由人類“互通有無、物物交換和商品交易”這一習性引發的)歷史情形,這是亞當·斯密闡述政治經濟學時的主要特特征。他解釋了市場的基本活動,解釋了貨幣的演化如何促進了已存在的交換方式(并在必須的時間地點促進了被市場程度所限制的勞動分工),解釋了那些商業合作維持生計的人們之間的關系,也解釋了他們分享共同勞動所得的不一樣方法。
《國富論》的中間部分(第三編和第四編)篇幅較長。亞當·斯密批評了一些錯誤觀念并將其概括為“重商主義的政治經濟思想”,并說明了它如何扭曲、妨礙和阻撓了本來能夠實現的增長,從而減緩了繁榮富裕的傳播,讓社會,尤其是社會中最貧困的人付出了實實在在的代價。
《國富論》的最終一個部分(第五編)探索了什么樣的政府行為和政府干預(如國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還有維護君主尊嚴等)適合于激發經濟的增長,其中包括對教育、醫療、基礎設施和宗教機構進行投資,以及設計何時的稅收體系。
《國富論》總體上強調的是經濟增長的問題。
《國富論》讀后感 篇4
通篇讀下來,國富論給我總的輪廓是人類所有的行動,包括但不限于政府政策、法規、哪怕是動亂、戰爭等一切所有的形式的所有底層驅動力就是“財富”;
那什么是“財富”呢?不同的種族對財富有不同的定義,像草牧民族,他們就特別看重牛羊;在中國古代,大米是最珍貴的財富;總之,賴以生存之本,而又稀缺的物品,人類就特別特別的看重,人類為了TA,可以做出任何行動....;
從最初的以物易物,到以“金銀銅”作為交易媒介,再到現在的.紙幣形式,及互聯網應用的電子交易;時代雖然變遷了,但百變不離其宗,這所有的活動都是圍繞一個中心---更好的便利民眾,讓人與人(買賣)更加便捷,高效!
那么,為什么會有戰亂?為什么會有掠奪?前2天我在看另一本書時,里面談到希特勒有很多知識分子支持,看到這里,我就疑惑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文明的一大倒退,這么反人類的行為為什么有這么多充滿知識(真理)的人支持納粹?我一百度,原來猶太人的財富被覬覦/妒忌;希特勒利用這一點,引起民眾激憤,小小火苗引起燎原之火.....
這就引伸出了AdamSmith的著名理論”看不見的手“,這看不見的手影響著人們的思維,人們因為”利己“把自己變得更好,整個社區也跟著進步;也因為”利己“,人們貪婪追逐財富,甚至不惜發動戰爭,殺戮;
人類”利己“產生的2種截然不同結果,使得人類有意識地建立司法機構、國防、人民教育等等強身健體,提高自身去免疫的能力;也大力推動基建,試行各種政策推動經濟發展;
”民以食為天“、”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活動是一切活動的中心,只有經濟強了,其它才能順勢而上!
《國富論》讀后感 篇5
本來以為和《經濟學原理》類似,結果發現完全不一樣。我感覺《經濟學原理》講的是現代經濟學的分析,主要通過圖表等講述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原理,做為教科書簡直講得非常好了,但是缺少其他的延伸,比如政治經濟學。而在《國富論》中是通過歷史資料來總結基本概念,這讓它變得有些枯燥,但是也讓它的描述很令人信服。讀了這本就覺得資本主義實在是再自然不過的制度了,而共產注意卻顯得很反自然:資本的所有者當然是想從已有資本來賺錢,這根本無可厚非,沒有了集中的資本,勞動力根本就集中不起來,也便無法形成規模效應,降低成本,提高大眾生活水平。在都比較窮時實施共產注意就是找死,除非政府擁有大量資本,這樣才可以集中起來推動生產,但是就像《國富論》中所說的,最有效的調控手段還是“看不見的手”,只是因為中國可以模仿他國的發展過程來模擬這只“看不見的手”而已。
一般都會認為《國富論》是經濟學著作,但是里面的內容遠遠超過了純粹的經濟學,還包括政治經濟學等方面,如下面的摘抄:
“司法權如不脫離行政權而獨立,要想公道不為世俗所謂政治勢力所犧牲,那就千難萬難了。肩負國家重任的人,縱無何等腐敗觀念,有時也會認為,為了國家的重大利害關系,必須犧牲個人的權利。但是,各個人的自由,各個人對于自己所抱的安全感,全賴有公平的司法行政。為使各個人感到自己一切應有的權利,全有保障,司法權不但有與行政權分離的必要,且有完全脫離行政權而獨立的必要。審判官不應由行政當局任意罷免,審判管的報酬也不應隨行政當局的意向或經濟政策而變更。”
所以我現在倒覺得這書對管理者也十分有用。
下面摘抄一些我覺得受益匪淺的幾句:
“凡是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藝,一經采用分工制,便相應地增加勞動的生產力。”
“人們壯年時在不同職業上表現出來的極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數場合,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說是分工的結果。”
“分工起因于交換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總要受交換能力大小的限制,換言之,要受市場廣狹的限制。市場要是過小,那就不能鼓勵人們終身轉務一業。因為在這種狀態下,他們不能用自己消費不了的自己勞動生產物的剩余部分,隨意換得自己需要的別人勞動生產物的剩余部分。”
“一國盡管非常富有,如若長久陷于停滯狀態,我們就不能希望在那里找到極高的工資。指定用來支付工資的資金,換言之,居民的收入和資本,也許達到極大的數額。但這數額如果世紀不變,或幾乎不變,那么每年雇傭的勞動者人數就很容易供應下一年所需勞動者人數,甚至還有剩余。這樣,勞動者既不缺少,雇主也不會為要獲得勞動者而相互競爭。在另一方面,勞動者的增加卻自然會超過需要雇傭的人數。就業機會常感不足,于是勞動者為要獲得工作,不得不相互競爭。假如,該國勞動者的工資,本來足夠養活他們各自的身家而且還有剩余,那么勞動者間的競爭和雇主們的利害關系,不久就會使工資減低到合乎一般人道標準的最低工資。”
“所以勞動報酬優厚,是國民財富增進的必然結果,同時又是國民財富增加的自然征候。反之,貧窮勞動者生活維持費不足,是社會停滯不進的征候,而勞動者處于饑餓狀態,乃是社會急速退步的征候。”
“資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資,因而傾向于減低利潤。在同一行業中,如有許多富商投下了資本,他們的相互競爭,自然傾向于減低這一行業的利潤。”
“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全部年產物,或者說,年產物的全部加個,自然分解為土地地租、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潤三部分。這三部分,構成三個階級人們的.收入,即以地租為生,以工資為生和以利潤為生這三種人的收入。此三階段,構成文明社會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階級。一切其他階級的收入,歸根結底,都來自這三大階級的收入。”
“第二階級即靠工資過活的階級的利益,也同樣于社會利益密切相關。如前所述,勞動工資最高的時候,就是對勞動的需求不斷增加、所屬勞動量逐年增加的時候。當社會的真實財富處于不増不減的狀態時,勞動者的工資馬上就會低落,只夠他們贍養家庭,維持種類。當社會衰退時,其工資甚至會降低到這一限度下。勞動者在繁榮社會中不能享得地主階級那樣大的利益,在衰退的社會中卻要蒙受任何階級所體驗不到的痛苦。”
“按照事物的本性,資財的蓄積,必須在分工以前。預蓄的資財越豐裕,分工就能按比例地越細密,而分工越細密,同一數量工人所能加工的材料,就能按更大的比例增加。每個工人所擔任的操作,既漸趨簡單,變有各種新機械發明是操作更為簡單迅速。所以,當分工進步了的時候,雇傭工人數目不變,所必須預先儲有的食物供應,要和在分工沒有這樣進步時相同;而必須預先儲備的材料和工具,卻要比分工沒這么進步時所需要的來得多。況且,一種行業分工越是細密,它的工人人數往往越是增加;更確切地說,使他們分工能越來越細密的,就是他們人數的增加。”
“司法上的職權,如是君主或酋長自己行使,無論如何濫用,亦無法矯正,因為他是最后權勢的,任何人都不夠資格責問他。可是,這職權如由代理者行使,那就有矯正的余地。代理者如犯了某種不正當行為,而且有單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君主未必總是不愿意懲罰他,貨強制矯正錯誤。但代理者所行的不正,如是為了君主的利益,換言之,如是為了獻媚于任命他重用的人,那在大多數場合,就嚴如君主自行不正一樣,無法得到補救。”
《國富論》讀后感 篇6
今天說的并不是老子,而是有經濟學之父譽稱的亞當﹒斯密,他在經濟學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說法,至少300年內,人們都將在市場經濟中生活,不會有人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推翻牛頓力學那樣推翻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亞當﹒斯密不僅是一位經濟理論學家,他也為這種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與準確的數字,確實做到了“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的治學態度,而這種治學態度正是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所缺少的態度。所以,熊彼得說亞當﹒斯密注重實際,將各種不同的數字與因素一并考慮,對以后作為抽象的理論奠立了基礎。
《國富論》研究的對象是人與人交換時的經濟行為,認為經濟行為的出發點是利己心,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這是人性的自然現象。茅于軾先生曾舉《鏡花園》里君子國里的故事加以說明人的利己行為,小說第十一回里描寫了君子國里一名隸卒買物的情況:隸卒﹒﹒﹒手中拿著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低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
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己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貨并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
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為公道。試問哪個腹中無盤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了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討價,拿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哪里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路過兩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拿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
茅于軾先生講完這個故事給了我們兩點思考。第一,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們常常地錯誤認為,如果關心別人的利益勝過自己的利益,爭論就不會發生。而君子國里發生的事情,恰恰說明了把關心別人利益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同樣會有爭論。我們同樣得不到一個和諧的社會。
生活中我們會發現,在現實的商業交換中,買方和賣方通過討價還價,最終會達成協議。而在君子國這個人人為他的社會里,討價還價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說不得不借助兩個過路老翁來調解矛盾。這里包含著一個極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為目的談判雙方同意的均衡點,而以利他為目的的談判則不存在能使雙方同意的均衡點。所以利己是可以達到一個和諧的社會,而利他則是一個糾紛不斷的社會。從動態的變化來看,它最終必定轉變為“小人國”。因為君子國是最適合于專門利己﹑毫不顧人的“小人”們生長繁殖的環境。當君子們吵得不可開交時,“小人”跑來用使君子吃虧自己得利的辦法解決了矛盾。長此以往,君子國將消失,被“小人”國替代。從這一點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實在是人類社會的大幸。
第二,只要是交換都是為了改善自己的處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體面,如果沒有這點動機我們為何要交換?我們有過交換經驗的`人都知道,交換的雙方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才產生了交換,而君子國有了市場,而通過市場的交換卻是“利他”行為,這種動機顯然是矛盾的。
借用茅于軾先生有趣的例子,我們明白了亞當﹒斯密的理論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礎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雙方才能有均衡點,才能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
《國富論》全書共分為五篇,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篇1﹑2章,講合作分工優點。斯密舉了個制針工廠的例子,把制針這個職業分成大約18種不同工序,每一道工序都由專門人才從事。因此,一個10人的小工廠每天能制造48000枚針。如果他們獨立工作,不專門從事一種工序,他們誰都不會每天制造20枚針,也許連一枚都知道不出來。所以,凡是能采用分工的工藝,一經采用分工便能相應地增加勞動生產力。(《國富論》第八頁)
第一篇5章,講的是的勞動價值論。斯密說,勞動是商品的真實價格,貨幣只是商品的名義價格。因為金和銀像其它商品一樣,價值是變動的。任何金銀所能購買或支配的勞動數量,或所交換到的其它商品數量。取決于已知金銀礦藏的豐富程度或稀缺程度﹒﹒﹒﹒作為衡量尺度,自身價值不斷變化的商品,決不能成為其它商品價值的精確尺度。而同等數量的勞動,在所有時間和地點,可以說和勞動者具有同等價值。按照勞動者的身體健康情況和技能熟練程度,他必然總是犧牲相同份額的安逸﹑自由和幸福。無論他得到回報物品的數量如何,他所支付的價格必然是相同的。誠然,這種勞動所買到的物品的數量有時多些,有時少些;然而,變動的是這些物品的價值,而不是用來購買它們的老動價值。在任何地方,稀缺或是耗費許多勞動的物品價格就昂貴,反之則低廉。因此,只有本身價值絕對不變的勞動,才是最終而真實的標準,一切商品的價值在任何時候和地方都可以用勞動來衡量和比較。(《國富》26頁)
第二篇1章,講的是資產的性質。斯密認為一個人的資產足夠維持他生活幾個月或幾年,他自然希望用這筆資產中的大部分來獲得收入。保留適當的部分維持生活外,可以將資產劃分為兩部分:他所希望用來創造收入的部分被稱為資本;另一部分被用來消費。
資本又有兩種:第一,資本可被用來生產﹑制造或購買產品,然后將產品銷售出去,取得利潤﹒﹒﹒﹒﹒﹒此種資本被稱為流動資本;第二,資本可以被用來改良土地,購買生產用的機器或工具,也就是來購買不需要改變所有者,或不需要再次流通,就可以創造利潤的東西。這種資本被稱為固定資本。(《國富》205頁)
第二篇3章,主要是論資本的積累。斯密說,有一種勞動投入到勞動對象上,能增加此物品的價值;另一種勞動卻不能。前者因為可以生產價值,所以稱為生產性勞動。后者稱為非生產性勞動。但有些非生產性勞動者又非常必要,例如:軍隊﹑律師﹑醫生﹑牧師,等等。如果要缺少這些非生產性人士,社會將不穩定﹒﹒﹒﹒與窮國比較,富國雇傭生產性勞動的基金當然要大的多﹒﹒﹒(《國富》242-246頁)
斯密認為資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節儉,而不是勤勞。誠然,沒有節儉以前必須先有勤勞,節儉所需的東西都是由勤勞得來。但只有勤勞,而沒有節儉,有所得而無所留,資本則不能增加。
第三篇1章,論財富的自然增長。也是體現了合作分工精神。斯密認為城市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生活資料的再生產(實話實說,斯密這點可能有問題,但驢又不敢確定)。所以,鄉村向城市提供生活資料和加工原料,城市向鄉村居民返回一部分加工產品作為回報﹒﹒﹒﹒兩者的收益是共同和相互的,這里的勞動分工也和在其它場合一樣,對從事分工中不同行業的所有不同人都有利﹒﹒﹒﹒城市為鄉村的剩余產品提供市場;鄉村用剩余產品交換自己需要的東西。城市居民收入和人數越多,為鄉村居民提供的市場也就越大;這種市場越大,對大多數人的好處越大。斯密的意思也就是說,通過分工合作,然后交換,這樣雙方的財富都有所增加,這也就是他所謂的財富自然增長。
第三篇4章,斯密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論點,商業和制造業的發展逐漸建立了秩序和良好的政府,進而在鄉村居民中建立了個人自由和安全。因為,在一個沒有商業與制造業的國家里,大地主的剩余產物沒什么可以交換,他就會將其全部用在款待賓客上。斯密說,如果這種剩余產物足以維持一百或一千人之外,沒有其它的用途。因此會被許多人依附與圍繞,只能靠地主的恩惠來生活,就必然服從他,如同士兵服從支付響銀的君主一樣﹒﹒﹒﹒因此,導致貴族勢力的強大,上弱下強,國王無法約束大貴族的暴力行為﹒﹒﹒最終會導致一幅暴力﹑搶劫和混亂的畫面。
但是,封建制度的所有強制力量絕對辦不到的事情(阻止貴族勢力與戰爭),卻由對外商業和制造業做到了。它們漸漸為大地主提供了可以用自己剩余產物來交換的東西,他們自己可以消費這些東西,不必與其它人分享,一切都歸自己所有,這在世界的每個時代似乎都是人類主子們的卑鄙格言﹒﹒﹒﹒因此,他就不再和他人分享了,自然而然地依附于地主生活的人員就會脫離他們,地主的勢力也會被消弱,最終暴力﹑混亂也會停止。
第四篇,論政治經濟學體系,這是全書最重要的一篇。斯密在第二篇說道,社會每一個人﹒﹒﹒﹒通常他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而他管理產業的目的在于使其產品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所想到的也只有他自己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有一只“無形的手”引導著他去盡力達到一個他并不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就是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的促進社會利益。(《國富》327頁 )
關于把資本用在哪里能夠生產出最有價值的產品這一問題,斯密認為,顯然一個身臨其境的人能做出比政治家或立法家更好的判斷;
斯密在貿易方面主張“自由放任”,反對商業上的壟斷與限制(包括退稅與出口獎金).斯密認為,享有這種國內市場壟斷權的各種產業,往往受到極大鼓勵,并且使社會較大部分的勞動和資本轉到這些產業上來。但這樣做能否增進社會總產業,并引導其朝著最有利的方向發展,也許并不十分明顯。
由于壟斷提高了商業利潤率,從而妨礙了土地的改良。土地改良的利潤,取決于土地的現實產量和投入一定資本后可能產量之間的差額。如果這一差額提供的利潤,大于等量資本從任何商業取得的利潤,土地改良就能從商業抽取資本。反之,商業從土地改良業抽取資本。無論什么原因提高了商業利潤,都會減少土地改良相對高的利潤。所以,壟斷阻礙了土地改良﹒﹒﹒﹒﹒﹒
《國富論》讀后感 篇7
1999年11月20日6時30分6秒,在朦朧的煙霧中,在千萬同胞的期待中,我國的第一艘宇宙飛船終于成功發射。中國,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又向未來近了一步,也更向科技發展的新時代更近了一步。
17年后的一天,我正坐在舒服的沙發上,專心致志的看著手中的這本《國富論》,竟情不自禁地把它與祖國的復興之路結合起來。
開《國富論》是蘇格蘭經濟學家,哲學家亞當斯密的一本專著。這本專著共為五卷。它從國富的源泉──勞動,說到增進勞動生產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換,論及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再探究商品的價格,以及價格構成的成分──工資,地租和利潤。書中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程做了系統的描述,它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從《國富論》中文懂得了一個深刻的道理;自由主義對我國的經濟發展也是十分重大的。
在我國的今天,脫離了計劃經濟也不過三十年,與英國將近三百年的自由經濟意識還無法相比,東部開放的海城市還好,西部地區則明顯的體現出落后,不但經濟落后,思想也落后,表現命令不到絕對不作為的慵懶心態,與沿海開放區的那種創新思想大相徑庭,這也是西部發展不起來的主要原因。所以思想不自由,不主動,就會落后。有人認為中國是一個難以創新的國家,可是少年強,國則強,少年弱,國則弱。中國沒有因為別人的評論而放棄自己的夢想,從來沒有放棄過追夢。因為它深信,只要努力,就會成功,只要不放棄自己的信仰,就會成功。就算失敗了也要再爬起來,因為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夢。就好像每個人都可以仰望星空,心光灑在每個人的臉上照亮更加豐沛的人生,也照亮更加燦爛的中國。
《國富論》讀后感 篇8
翻讀《國富論》,最讓我觸動的就是思想的力量,誠如作者提到,技術可以提高生產力,思想也可以提高生產力。但很有可能其影響力遠遠勝過技術,思想和技術應該是相互的,思想的每一點進步可以推動技術,反過來技術的發展也可以推動思想的進步。比如分工的概念,亞當·斯密舉了扣針制造業的例子:個人抽鐵線,一個人拉直,一個人切截,一個人削尖線的一端,一個人磨另一端,以便裝上圓頭。要做圓頭,就需要有二三種不同的操作,裝圓頭,涂白色,乃至包裝,都是專門的職業。這樣,扣針的制造分為十八種操作。做出來的數量遠遠高于每個人單獨做完全部工序的多的多。
讀到這段的時候,我對亞當·斯密個人思想的力量欽佩不已,他在1773年也就是242年前系統提出了分工這個概念。其實,分工這個概念在亞當·斯密提出之前就已經無意識存在,只是沒有系統的科學提出分工的.概念,而現在在社會的各個組織普遍存在,甚至可以說,分工改變了世界。分工的優點很多,包括,可以增加勞動者熟練程度,提高勞動生產率;可以節約一個人由一道工序轉到另外一道工序的時間,減少管理壓力;更容易促使勞動發明促進自己簡化工序的發明。因此,分工可以大幅度提高生產力,并在此基礎上產生新的思想,從而導致現代社會有政府機構、科研機構、企業單位、事業單位等有組織的分工。
可以說,分工在現代社會已經占據了“統治地位”,有了進步的思想再加上先進的技術,各行各業都在各自領域內創造出日新月異的變化和發展,當代一個國家的強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思想與科學技術,而其中思想是第一位的。由此,我聯想起李總理今天上半年的6次國內考察,涉及國有企業、創業大街、金融機構、社區、國家部委等,多次提及“創新”、“改革”、“互聯網+”,這些詞的提出,可以說,都和總理對當前“新常態”下經濟社會發展的思考緊密相關,而這些思考的落實則需要各行各業的人站在行業發展的至高點,充分發揮每個人的聰明才智,在行業內發揮各自的智慧和創造力才有可能實現,因為沒有智力資本、文化思想的支撐,大到一個國家,一個行業,小到一個單位,只會大而不強,無法引領發展潮流,無法在國際分工中占據更有利的位置。
《國富論》讀后感 篇9
文/匡廬
人總是有種惰性,能躺著決不坐著,能坐著絕不站著;讀書也是這樣,能看視頻的懶得看書,這就是為什么,很多人不看《三國演義》不看《三國志》,而愿意聽易中天來說三國,易中天還算一個不錯的學者,但于丹褻瀆了《論語》還不夠,還要去玷污《莊子》,實在是讓我想抓狂。這可能都是因為現代人的惰性吧,寧愿吃別人嚼過吐出來的東西,而不愿意自己去親自品嘗吧。
身邊也有不少朋友愛讀書,但總是只看一些暢銷書,對于一些經典,總是躲開繞開,其實我自己也經常這樣,以為自己看了不少書,但有重量的,夠分量的實在有限。即使看了,但總是亂亂的收獲不大。這就太可惜了,如同春天播種了,夏天施肥了,驚嘆著秋天燦爛的麥浪,而忘了去收割。雖說以前也寫過一些書評,但都只限于粗略的感想,而沒有消化性的分析。所以,這種習慣必須改掉,得養成寫讀書筆記的習慣。那就從經濟學的開山祖師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開始吧。
今晚(xx3月13日),終于把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看完了,翻到最后幾頁時,還隱隱然依依不舍。這本書我看了挺長時間,斷斷續續的快兩個月了,看的挺細,一想到斯密幾乎花了30年時間的積累,整整寫了8年,我這么快就看完,實在過于倉促。真所謂,看書難,寫書更難。這本書值得我,值得每一個經濟學人每年都看一遍,找到來時的路。
我看的這個版本可以說是國內最好的版本了,商務印書館出的,譯者是郭大力和王亞南,總計約60萬字。分上下兩冊,上冊是72年一版一印,是我去年8月在南嶺書市時買的,好像是花了5元錢吧,實在是太值了;下冊是從圖書館借的,74年一版一印。
沒能找到英文版,但從中文版看來,可以說全書字字珠璣,實在達到了字不得減的境界,這可能與譯者也有關吧,這本書早在1931年就由郭王二人翻譯過了,65年又加以修訂,所以非常好,郭王兩人也是中國經濟學界的前輩,現在廈門大學的WISE指的就是王亞南經濟研究院。此乃題外話了。英文版日后一定要想法弄到,某新版本的譯者在序言中說,他實在是太驚嘆斯密的文筆了,所以我的好好學學,說不定還是我英文寫作的典范。
也許本就是懷著崇敬的心態去看的,也許如錢鐘書說的信而好古,我們思慕古代不一定是尊敬祖先,也許只是喜歡小孩子,并非為敬老,也許是賣老。沒有老頭子肯承認自己是衰朽頑固的,所以我們也相信現代一切,在價值上、品格上都比了古代進步。后來看到哈耶克[1]在《自由憲章》中這樣的一段話才覺得道出實情,我們在看古人的作品時,總是感到英雄所見略同,其實使這些略同的觀念早就從古人以來已漸漸成為人們的常識。這本書也讓我不斷的驚嘆,難怪連一向在經濟學界以個性著稱的弗里德曼都在斯密的墳前喃喃自語,我們一直沒能走出先生的思想范疇,卻時不時的走錯方向。
在閱讀時,我腦海中不斷翻騰的經濟學概念幾乎一一的都能從這找到出處,雖沒有后人的修飾,精確,但基本思想是一樣的。但也許這還不是最終的來源,也許壓根就沒有來源,真理具有樸素性,一旦說出來,人人似乎覺得無需證明。斯密將西方幾千年的經濟學思想做了一次梳理的功勞還是無人能及的,如同牛頓的《自然哲學原理》,所謂集大成者就是這樣。希望自己將來有機會能到英國去,能到斯密的墳前拜祭一番,表達我無比的敬意。
客套的話就不多說了,說內容吧,這本書分為序論和正文五篇:
第一篇主要講生產力增進的原因,包括分工的研究,貨幣的起源及效用,商品價格的組成,勞動工資,資本利潤等這基本囊括了現代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方面。由于1776年之際,農業占國民財富的主要部分,所以第十一章論地租占了非常大的篇幅。
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大派可能就是這里的一章節,比如楊小凱[2]的超邊際分析學派,基本思想就是多第一章論分工的細化研究,楊小凱非常看重分工,斯密也很看重分工,認為分工是生產力增進的.原因。而且指出分工受市場規模的限制,也就是市場越大,分工越細。市場的本質在于交換,用后來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的術語來說,就是交換能夠發揮比較優勢,從而能夠達到互利。(說到這,我要感謝一些李嘉圖,感謝一下曼昆,就是因為這個比較優勢的感念,才讓我徹底決定轉向經濟學,因為它解決了困擾我的一個問題共產主義的可能性,有了這個比較優勢,我就找到了徹底否定共產主義的武器了,此乃后話,以后詳述)。
看完這章,我聯系中國的情況,產生一個想法:60年代初大饑荒,所謂的自然災害,之所以為造成那么嚴重的后果,其實最大的禍首就是對于市場的破壞,對市場的割裂,這當然只是我的猜測,我還需要數據來驗證,這就留待研究生時再研究吧。但這話題可能有點敏感,有點危險。關于市場的割裂,其實在明朝也是非常嚴重的,明初,朱元璋稱帝后,他非常害怕像他一樣的農民來反他,于是在各地都派有駐兵,他想了一個貽害無窮的招數各地駐軍的供養由附近的人民供養。這表面上看來能夠減輕人民的負擔,但由于失去了牽制駐軍的力量,所以給人民帶來了莫大的苦難,更嚴重的是阻礙的市場的發展,使中國從此進入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根據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的《中國科學科技史》的數據表明,宋朝末年,也就是清明上河圖畫的那個時代,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巔峰,人均產值也是后代的元明清所沒能超越的。民間傳說,朱元璋仇視商人,殺了鼎力資助過他的沈萬三。有點研究,但我堅信,市場的擴大會促進分工的細化,分工的細化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關于地租這一塊,由于大陸受馬克思的毒害實在是太深,有必要重新構建地租學說,特別是中國現在已開始恢復農村土地自由流轉。不然將來意識形態將會是一個莫大的阻力。
《國富論》讀后感 篇10
《國富論》是一部偉大的著作,亞當﹒斯密把人的自利心與公利心做了和諧的統一,讓我們知道了自利與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有利于整體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社會自然有一只“看不見的手”來引導著人們做出有利于社會與個人的最佳選擇,沒有任何政府與個人會代替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必會帶來混亂。這只“看不見的手”是什么呢?斯密雖然沒有直接表達,但是全書已經告訴我們,那之“看不見的手”正是人類的利己之心。
斯密是非常重視教育事業的,他認為,在文明商業社會,對普通人民的教育,比對有身份有財產的人更需要國家關注。因為,有錢人在年青的時候有時間﹑金錢來學習。此外,有身份與財產的人所從事的職業,用腦時候多,用手時候少,不至于使腦力變的遲鈍。而普通人由于生活壓力,即缺少財產和時間,他們所從事的工作用腦力會很少,所以窮人更需要國家教育資助。因此,國家只需要以極少的費用,就能夠使全體人民,甚至強制全體人民獲得最基本的教育。并且,在普通人的'孩子中,如學業優良者,國家應給予獎學金。
斯密認為,即使國家對下層人民的教育得不到任何利益,這種教育也是值得國家注意的。人民受了教育,國家會受益匪淺。在無知的國民之間,狂熱和迷信往往會惹起最可怕的騷亂。一般下層人民所受教育越多,愈不會手迷信和狂熱的迷惑。另外,受教育及有知識的人都比無知識而愚笨的人更守禮儀和秩序,他們都會覺得自己人格高尚,自己更能得到法律的尊重,因而他們會更看中那些法律。這樣,反對政府的文字或論調,就不能欺騙他們。這對政府來說,更是一件好事。
中國經歷了計劃經濟的失敗,已經回歸了市場經濟。但是中國的市場經濟并不充分,在諸多領域內還存在著壟斷﹑不平等﹑欺騙﹑霸權,等現象,這些現象造成了社會的諸多不和諧。但這并不是市場經濟的錯,而是我們的市場經濟還不夠充分,當中還存在著過多的政府行為。斯密告訴我們一個好的政府所應該做的是1﹒保護國家不受其它國家侵犯。2﹒維護司法的正義。3﹒建立和維護特定的社會工程和公共制度。即使政府在履行這些職責時,政府也要考慮引入競爭機制;在目前社會轉軌其間,老百姓們切不要對市場經濟失去信心,如果我們拋棄市場經濟,我們將回到更壞的計劃經濟。政府更不要自以為是,以為沒了政府,市場經濟就會陷于混亂。在市場經濟中,經濟的發展主要是靠關心自己利益的人民來推動,而不在政府。市場經濟需要的是“小政府,大社會”,管理得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就如同老子所說,“太上,下知有之。”政府更要知道自己的界線在哪里,這樣才是一個好政府。
《國富論》讀后感 篇11
我對經濟學的認識向來籠統而寬泛,咱們說《國富論》是西方經濟學的圣經,不如說他是西方政治經濟學的圣經來的準確。通讀《國富論》,斯密大致想告訴讀者的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大致歷史及其中的規律,并且告訴咱們要如何才能使得一個國家健康得走向富強。個人覺得,在《國富論》中是有一些貼合當時英國社會的問題,然而正如編者所說,這畢竟是3個多世紀前的作品了,畢竟會有一些對于現今世界來說不是問題的問題在書中出現,然而讀完《國富論》后,我還是有了一些新的認識和思考。
首先,社會分工導致了社會經濟的繁榮,正因工人們能夠更加熟練而專心地做某一件事情。然而斯密認為,人們在分工前,在各行業表現出來的天賦差異是很小的,相反,practicemakesperfect,人們在社會分工才能上的不一樣是分工的結果。因而我認為,從倫理學上說,不一樣職業之間的歧視是不合理的,術業有專攻,要是在原始社會,不一樣職業之間的差別也只是物物交換時交換的物品不一樣罷了。另一方面,我本以為人們的天賦可能是存在很大差別的,比如有的人說我不鐘愛學數學,不鐘愛這個那個的,我分析個人經歷及對周圍人們行為的思考后認為,這些只但是是借口罷了。人們是不存在譬如“我學不好數學”的說法的。只但是是你在從事某項工作初期,是否有所成,是否得到褒獎,是否樹立了足夠的自信。當你得到認可后,一般狀況下你會鐘愛所從事的工作,從而更加多地練習,練習越多,越是精于之,漸漸地,便成為了這方面的專業人士或是能手。反之則越發認為它枯燥無味,無法在工作中找到樂趣,漸漸便遠離這一行了。卡耐基認為,人們在娛樂活動中和工作中都能得到樂趣,然而那些只能在娛樂中找到樂趣而無法在工作中找到樂趣的人是可悲的,正因他將在生計中掙扎而并不愉悅。因此,whateveryoudo,doitwell。
斯密認為,社會要發展,市場就要廣闊,市場要廣闊,交通物流就必須要便利,這樣才能有足夠的洞來填滿人們不斷提高的生產效率(或者說分工程度與交換價值)。
第二,此書給了我關于貨幣的一個新的認識,雖然還不全面,然而我卻不由得對手中著看似理所當然的紙幣的存在感到驚嘆。
斯密認為,貨幣是一種每個人都想拿來交換的東西(不得不說,每個人內心對黃金發自內心的喜愛的確為經濟的繁榮帶來了益處,且碰巧的是,黃金還很易于分割)。而紙幣代替金銀成為貨幣的方便之處在于紙幣制造費用比鑄幣便宜且鑒別假幣比鑒別黃金純度簡單。人們對紙幣的信任,是建立在人們對政府的信任上的,而這一信任的普遍達成從某方面說也是來之不易的。(參考資料:貨幣與信任——鄭也夫)
第三,說到貨幣,咱們便不得不說財富。貨幣與財富是緊緊相關但卻完全不一樣的東西。財富是與消費這個動作緊密關聯的,財富的目的就是為了消費,也就是說,消費品,其實就是財富,一切能夠被耗損成為垃圾的東西就是財富。換句話說,要是黃金除了當作貨幣沒有任何作用(首飾飾品業)且不會耗損,那么采金業所創造的社會財富就是零。然而就算是紙幣會被耗損,因而貨幣就像是一個國家的消費品,一臺汽車一樣,國家要用它,因此造幣業工人勞動生產的紙幣可否認為是國家的消費品呢?但貨幣很定不是市場的消費品,因而貨幣只能代表購買力(在某種信任下),而不是財富。因此貨幣的價值,就應總是與國民生產的價值相匹配的,否則貨幣價值便會改變。
此外就是作者對發展國家的一些看法,物流通商業,做國內物流最能促進國家的發展,而幫其他國家做物流,商人只能得到的是資本利潤,卻為其他國家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基于前應對財富的解釋,咱們就應能夠像這樣明白,為什么像阿富汗,非洲,阿拉伯地區這樣盛產鉆石,金銀以及石油的地方卻很難發展為富足的國家,正因他們國內生產的'可供消費的食物,布料是很有限的,國家超多收入來自少數產業,導致貧富懸殊大,社會總體進展緩慢,貨物供不應求,超多依靠進口。
個人在書中的另一個體會是關于法律的,在說道法定最高利息時說道,制定過低的利息容易使大多數人作出違法行為,因而我認為,法律應¥%)——、該是保障大多數人的行為而限制少數人的行為。是故法律就應尊重客觀規律制定才能有效執行。
書中一句話很有意思“每個人都在為自我所能支配的資本尋找最有利的投資機會,雖然他主觀上是利己的,但經過深思熟慮之后,必然會把資本用于最有利于社會的方面。”這是否意味著這也是最容易賺到錢的地方呢?
最后我想說的是作者對生產性勞動者明顯有偏愛傾向,然而在現今社會,物質條件不斷上升時服務也不失為另一種消費品,或者是奢侈品,因而我不認為女傭是非生產性勞動者,她的服務對繁忙的商人來說是很有必要的,它生產的價值也應用她的工資來衡量。(我很好奇GDP是怎樣統計出來的,GDP與流通貨幣量是相匹配的嗎?)
此時我發現,經濟學,政治學,法學,倫理學,心理學是5門十分有關聯的學科。
《國富論》博大精深,涉及政治經濟學很多方面,很多部分我很難看懂,例子不足無法明白,故期望以后能在一些教材中對經濟學有進一步的了解。那時再看國富論估計會明白更多其中對錯。
《國富論》讀后感 篇12
《國富論》全書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經濟史、經濟學說史和財政學,可以說既是一部經濟學的百科全書,也是經濟學的一部奠基之作。雖然它體系龐大,內容廣泛,但首尾一貫,結構嚴密。全書始終圍繞的一個主題,就是如何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
財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開門見山地說:“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勞動是財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財富,就得提高勞動效率,或者是增加勞動數量。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很詳細的論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對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是管理的時效性或者生產設備的創新方面都有著很重要的作用。
斯密認為,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換而產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換價值如何確定呢?斯密明確地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等于說,商品的價值取決于勞動。但是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或是土地變為私有,情況就要另當別論了。因為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為利潤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
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條結論: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發生之后,決定商品價值的就不光是勞動了,利潤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這樣一來,工資、利潤和地租,就不僅是一切收入的來源,而且還是“一切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
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覺地由勞動價值論,轉到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上去了。馬克思把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叫做的“斯密的教條”,后來的`西方經濟學的不少理論,如生產費用論、節欲論等,都可以從它那里找到思想源頭。斯密揭開了商品價值的神秘面紗,的確功不可沒,但另一方面,在價值問題上他又含糊其辭,舉棋不定,給后人留下了許多模棱兩可的答案。后來的經濟學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種解釋對他們的胃口,便采納哪一種。甚至連那些勢不兩立的學派,也能同時從斯密那兒,找到本派發端的痕跡。
《國富論》是經濟學的奠基之作。但其中的思想遠遠超出了經濟學的范疇。在其中也能找到關于人類發展歷史的描述。由于水運的便利優于陸路,水路有龐大的網狀結構,能將生產的產品運到很遠的地方去發生交換行為。同時水路是天然產生的,在幾千年前隨著人類的出現都一直存在,它的不易變根性決定了人類只能伴隨著河流而居,而改造河流也是近代科技發展的結果。河流對于交換的有利性,促進了經濟行為的發生。從而帶動了地區的繁榮,富裕了人民生活。這樣又吸引著更多人的遷入,加入經濟生產環節。如此循環,城市的規模就出現了。也就生出了人類的文明。
《國富論》讀后感 篇13
《國富論》一書講述的是分工、商品、勞動與資本利潤。學者總結了理論后得出的是一套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而作者亞當斯密是18世紀的經濟學家,為什么在18世紀就會有人得出適用三百多年的經濟學理論呢?我想,應當是因為作者是亞當斯密。
為什么亞當斯密就能在三百多年前就能寫出完美的理論呢?我查看了他的事跡,才發現,他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寫出這一理論是必然的,試問有那個經濟學家能在17世紀中如此了解世界經濟的資本情景?試問那個經濟學家又會時刻堅持著一份完美主義?試問哪個人會為了一本著作而嘔心瀝血?又試問哪個人會為了完美而把自我有缺陷的理論與手稿焚燒?這就是亞當斯密。一個經濟學界的'傳奇。
他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本質出發,逐漸從不一樣的側面中論證了社會經濟的如何發展。在17世紀第一次工業革命中,作者充分分析了蒸汽機出現的緣由。這不就是因為分工嗎?分工不但促進了科技發展,還促進了生產力,無論是職業中的熟練程度與時間的消耗、還是工作的效率,都與分工脫不了關系。所以,作者在第一章就寫上了論分工這三個字。
作為一個大學生,生活在發展中的中國上,一個急需發展市場的社會中。不管是否是攻讀財經學的,我覺得都有必要讀一讀經濟學中的《國富論》,這一套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不但能使自我進入市場打好一個發展基礎,也能使自我能在市場風波中看得更清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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