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鄉土中國》有感
看完一本名著后，想必你有不少可以分享的東西，這時候，最關鍵的讀后感怎么能落下！是不是無從下筆、沒有頭緒？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讀《鄉土中國》有感，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鄉土中國》是費孝通先生創作的社會學名作，短短十四篇論文鞭辟入里，從中國鄉土社會的本色、溝通、格局、統治和動機等方面進行了深度剖析。雖然本書從首次出版至今已有七十四年，但其學術觀點對今天社會發展仍然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本文將從現代法治角度對《鄉土中國》中的相關觀點進行分析和探討。
《鄉土中國》中對道德與法律的有關論述
“從基層上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這是費孝通先生的經典概括。費孝通先生創造性地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并將其與西方的團體格局進行了對比。他認為差序格局猶如漣漪，是從己向外推的；而團體格局猶如一捆一捆、數得清的柴。這就導致了中國鄉土社會的道德是私人的道德，當公與私沖突時，要求以私人的道德為先。費孝通先生指出，鄉土社會是禮治社會，通過傳統道德來維持規范，依靠輿論約束行為。鄉土社會假定每個人是知禮的，“子不教，父之過”，而打官司就成為一種羞恥丑聞，顯示出教化不夠。
鄉土社會與現代法治的碰撞
（一）“親親相隱”與絕對正義
“親親相隱”是我國古代所要求遵守的道德規范。“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這是孔子對“親親相隱”的經典論述。《鄉土中國》中費孝通先生列舉了《孟子·盡心上》中孟子的回答，孟子認為舜的父親犯罪，舜應當“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在鄉土社會的道德里，當孝的要求與國家法律沖突時，舜要先完成私人的道德。此外，“親親相隱”在我國古代的法律中也有所體現，例如《唐律·名例律》中規定了同居親屬有罪可相隱，相隱也會相應減輕刑罰，也有一些古代法律將相隱的范圍擴大到遠親、鄰里、奴婢、傭工等。但謀逆等重罪不包括在內，這意味著，除重罪之外，是鼓勵親親相隱的。在民國時期，《刑事訴訟法》規定，作為犯罪者近親，可以拒絕呈堂作證；藏匿犯罪的親屬可減輕處罰。目前在我國，這種“親親相隱”的傳統往往被認為與強調公平理性、追求正義的現代法治相悖。鄉土社會的文化傳統要求我們遵從傳統、“親親相隱”，而現代法治要求我們作為公民履行義務，出庭作證。
（二）排斥無訟與依法維權
鄉土社會排斥訴訟，其矛盾的解決主要依靠道德傳統，理想手段是自我約束和教化，目的在于解決問題，而對司法有天然的不信任和距離感。群眾往往不愿意將私事“鬧”上法庭，使得家丑外揚。而現代法治則是以法律的實施為手段，追求公平正義，講求個人的權利與義務。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如果法治不能適應鄉土社會的思想觀念，生硬照搬西方司法處理模式，效果往往南轅北轍，得不到基層群眾的信服。而當法律與民俗習慣存在一定沖突時，依法審判的結果有時也得不到社會公眾的有效認同。
中國現代法治的本土化實踐
為適應鄉土文化，我國法律在制定的過程中，大量借鑒了西方商法理念，厘清民事主體、法律關系、權利義務等，有利于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而在涉及婚姻、家庭、繼承、贍養、撫養關系等民事糾紛時，則民俗習慣的司法運用較為常見，更多地考慮我國社會習俗和文化傳統。公序良俗原則，即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應用廣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體現了我國現代法治的積極本土化實踐，一方面，公序良俗原則體現了鄉土文化中的“教化”功能，是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倫理性的表現，有利于提升司法的公信力和社會認同；另一方面，公序良俗是一種對法律的補充，補充了立法時不可遇見的針對一些損害國家、社會、公眾以及道德秩序的種種問題的禁止性規定，同時給予法官一定的裁量權，具有靈活性。
（一）對“親親相隱”有限度的保留
長期以來，我國法律將“親親相隱”看作封建社會的糟粕，予以剔除。直到20xx年修正的《刑事訴訟法》賦予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拒絕出庭作證的權利。這是我國法律在本土化的過程中，對“親親相隱”態度的轉變，變為一種有限度的吸收。20xx年修正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三條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雖然現代法治要求公民有出庭作證的義務，但出于親情的考量，我國《刑事訴訟法》不要求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強制出庭作證。這個范圍是有限度的，僅限于法律所規定的近親。而根據《刑法》第三百零五條規定的偽證罪，第三百零七條規定的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第三百一十條規定的窩藏、包庇罪，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等，都沒有將親屬列入例外的范圍。這意味著目前“親親相隱”依然面臨著刑罰的風險。
然而，對于立法而言，“親親相隱”的容許范圍、相隱的程度、形式、相隱犯罪的大小等問題都較復雜，存在爭議。事實上，現代法治是否就意味著必須“大義滅親”，這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議題。“親親相隱”的現象并非我國獨有，不論在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的國家，都可以找到“拒絕作證權”等親屬相隱的制度。
（二）具有本土特色的人民調解
人民調解制度是我國獨創的訴訟糾紛解決方式，體現了群眾自治制度，20xx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正式在法律層面確立了人民調解制度。這也是我國法治本土化的一個例證，適應了費孝通先生所提出的鄉土社會排斥訴訟，追求“無訟”的特點。人民調解員通過說服、疏導的方式調解民間糾紛，發揮以往鄉土社會中長老、鄉賢、鄉紳的作用，其方式靈活多樣，具有鄉土特色，因而更親切，當事人也更能接受。在糾紛處理的成本和效率方面，人民調解相較于訴訟，節約了訴訟成本，提高了效率，當事人也可以要求調解不公開進行，人民調解員不得泄露當事人的隱私，有利于保護個人隱私和商業秘密。對于司法機關而言，人民調解制度使部分民間糾紛在法院之外解決，有利于緩解法院司法壓力，節約司法資源。
由于現代法治理念是“舶來品”，推動現代法治本土化是我國法治發展的必由之路。前文所論述的“親親相隱”有限度保留和《人民調解法》正是有效回應了費孝通先生《鄉土中國》中鄉土社會傳統和現代司法沖突之處的典型例證。除了制度保障以外，也需要靈活的司法審判。抗日戰爭時期的馬錫五審判，注重調查、尊重群眾、手續簡單，是一種審判和調解相結合的方式，也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靈活審判的典例。
需要看到的是，并非所有的鄉土文化都與現代法治要求相違背，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也為我國法治提供了借鑒之處。只有立足于我國實情，回應社會問題，積極利用、改造傳統文化，才能豐富我國法治內涵，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走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在今天依然有常讀常新的魅力，從不同視角讀《鄉土中國》對了解當下中國社會發展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