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十五年》讀后感

時間：2022-10-21 16:53:38 讀后感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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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十五年》讀后感

　　當看完一本著作后，大家心中一定有很多感想，是時候靜下心來好好寫寫讀后感了。那么你真的懂得怎么寫讀后感嗎？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萬歷十五年》讀后感，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

　　１５８７年，明萬歷十五年的中國，不見風雨飄搖，也觸不到病入膏肓，唯有隱隱發痛的“慢性病”，讓人在平淡無奇的日子中，感到些光陰的懶懶流逝。黃仁宇先生用歷史學家的視角，文學巨匠的情懷，帶領我們凝神此刻的中國，在時間的溫暖里，切開一個斷面，揭開曾經的故事。作者截取了從皇帝、宰相、士大夫到六品官員、軍事將領、儒家信徒等六方面人物的片段來組成明代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的群像，以小見大、以點帶面地展現了明代中國所謂僵化的、保守的官僚體制與落后的、混亂的、零碎的稅收管理體系，并以極為個性化的敘事風格刻畫了為實現治平抱負而在體制中抗爭與靈活變通的人物。為我們摹畫出明代建國初始的小農思想與頂層設計，即以文人治國的農業國家的清晰圖景。

　　貫穿《萬歷十五年》整部書的一個思想主線就是，西方近代化的技術、組織與制度的理性化、尤其是財政稅收體制上的數目字管理化并沒有在明代中國發生，而與此同時的西方正處于邁向近代資本主義的重要關口。作者一方面是在為中國錯失這樣的良機而繼續沿用傳統的老體制不思進取而感到惋惜，另一方面也是在為中國沒有走上這條西方式現代化的道路而診斷病因。在作者看來，中國的沉疴痼疾就在于以道德、禮義代法律、以道德代技術的傳統思維，而這兩項是儒家思想規訓下的文官集團的鐵律。鐵板一塊的文官集團在維護祖宗成憲、先圣經訓、仁義道德的名義下堅守著他們所認定的“政治正確”，而這背后滲透了多少個人利益的考量與權衡，則是以非常道德化的面目表現的。相形之下，被文官集團裹挾與道德綁架的皇帝看起來陷入非常被動的地位，其所謂的專制權力并沒有流俗理解的那樣絕對獨裁與不受限制。甚至于萬歷皇帝無奈地選擇“罷工”來消極地回應，與整個文官集團作對。無怪乎，明代文官集團會推出像張居正這樣的權臣，也會涌現像崇禎這樣試圖重振朝綱、大權獨攬的強勢皇帝。可以說，有明一代的最終衰敗從一開始明太祖建國所定的基調就被決定了。

　　在具體的行政管理與社會治理上，明代中國以儒家的道德規訓和政治教化代替了技術專家與法律思維。而這是與馬克斯·韋伯揭示的技術與制度的理性化、科層化方向是背道而馳的，后者被認為是近代資本主義能夠產生以及現代國家構建的關鍵。“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在本質上無非是數不清的農村合并成的一個集合體，禮儀和道德代替了法律。”這是明代從最初建國就定下的基調。作者指出，洪武皇帝所推行的農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最顯著的后果是，在全國的廣大農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長發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斷是非的標準是善惡，而不是合法或非法。”作者所選取的極端典型就是被他戲稱為“古怪官員模范”的海瑞。一方面，他以極缺乏人情味的嚴厲法律思維卻又推行極為重視人情味的人倫道德，把儒家的忠孝仁義的價值推行到極致，以至于到了違背實情、不顧事理的地步。他所關切的并非事情的是非曲直，而是儒家人倫的道德教化、綱常名教是否能符合圣人所認定的“正確”。另一方面，海瑞又呈現出極為重視規則、不顧人情的理性主義法律思維的`一面。不懂得變通與靈活性，對于儒家極為重視的經權問題并沒有深刻的領悟。這就決定，海瑞只能作為一個官員楷模的道德典范被朝廷樹立（清流），而朝廷所重用的卻是一幫深諳權術、懂得現實政治運行法則的更為務實的官僚（循吏）。作者認為，憑借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的個人道德自覺，加之具體處理這些訴訟時的過于自信、自用，而沒有任何周密的規章程序以及處理訴訟的專門機構，海瑞注定是要失敗的。

　　作者尖銳地指出，在僵化保守的文人治國的“鐵籠”中，也有極個別以一己之力來沖擊整個腐朽體制、試圖改變保守落后的局面而銳意進取有所作為的英雄。其中之一是一代抗倭名將戚繼光。為了施展平生的報復、實現抗倭的大業，深諳現實政治的戚繼光知道必須先獲得權位，而他選擇了一條捷徑：直接攀附當時的權臣張居正，通過送名貴禮物獲得后者的賞識與歡心。而張居正也是慧眼識英才，重用了戚繼光，才成就了明代抗倭的大業。然而，戚繼光以一介武夫來試圖革新軍事體制與設備的努力卻遭到了文官集團的反對而失敗。像戚繼光這樣一位剛毅果敢的卓越軍事將領想要提倡新的軍事技術、極端軍事效率的改革嘗試必然失敗，因為這打破了整個文官集團所維系的平衡，是與文官集團所要維護的軌道是相沖突的。“現代化的技術和古老的社會組織斷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技術推動社會組織趨于精確和嚴密，那就是松散的社會組織扼殺新的技術，二者必居其一。”技術、效率總要讓位于文人治國與穩定性的考量。在事實上，文官集團只能有一種傳統的性格，而由于這個集團是本朝實際上的統治者，他就必然會以自己的性格作為標榜，而責成全社會向他看齊，造成了整個行政的低效。在稅收和財政管理的體制上，明代中國顯然缺乏精細的數目字化管理，并且體現了濃厚的農業立國的小農經濟思維，以及對工商業的嚴重抑制。作者以來往官員的旅費這個事例說明財政管理的碎片化與自給化程度，根本沒有建立從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一桿子插到底的管理體制。按照明律，這筆費用由各大戶分攤，根據固定的數字來征收，這樣就可以自給自足。甚至就連軍隊的軍餉都不是由國庫支出，而是指定應天府的五千個納稅人把它們應交的稅米直接送到軍士家里。實際上，作者對財政稅收制度的批評把矛頭對準了儒家思想與文官集團對技術的排斥、抵制以及以道德立國的思想。所謂“君子不器”的儒家思想深刻鑄造了傳統文官集團的政治性格，那就是在思維上極力排斥與抵制“專家治國”式技術主義的行政方向，而以道德的教化治理國家。因此，這種政治體制設計的目的就不是效率主導，而是以穩定、遵守慣例或成憲為首要宗旨。然而，作者的視野還是有非常強烈與明顯的韋伯理性化理想類型與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明顯是站在西方近代化的立場上反觀與評判中國。他更多地只是診斷中國傳統官僚政治與政治教化模式的問題，而忽視了這個體制之所以長期延續并成功占據中國人心靈的優點。歷史研究已表明，同一時期的西方在財政稅收體制上并沒有比明朝精確化與高明到哪里去。如果按照馬克斯·韋伯對理性化的官僚制特征的描述與定義，比如分工的專業化、名實的相符、非人格化、等級化等標準，中國早在秦代就建立理性化的官僚體制，雖然它遠非近代西方那種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建構模式。若是從近代西方傳教士的眼光看來看待明代中國，則是另一番景象。傳教士們經過觀察中國的政治體制后都驚呼中國已經實現了哲人王治國，他們對中國通過科舉選拔儒家士大夫擔任文官的制度是非常贊賞與仰慕的，并積極地向西方推介。這是因為，“君子不器”的思想早已被孔子深深地刻鑄在中國讀書人的心中。中國人的政治是培養精通儒家經典的、有深厚人文教養的德才兼備的通才而非技術性專家來教民、化民，這是中國政治的邏輯，它所著力的是安頓人心、立己立人、修己安人的志業。人類學家張光直先生認為，中國文明從源頭起就是一種連續性文明，生產的發展、血緣被地緣取代以至于國家的產生都是由于政治的程序來完成的，而西方則是一種斷裂性文明，生產的發展是依靠技術、貿易的突破性提高導致的，因而西方走向了一條向外索取與擴張的技術革新、航海發現、海外貿易的路線。

　　黃仁宇先生的筆墨，讓我們看到靜靜潛伏于歷史穴罅中的明朝，怎樣呻呤著屬于它的孤寂。也讓我們聆聽到作者抒情的挽歌中充滿遺恨的沉重嘆息。歷史，是這樣勢不可擋地客觀前行。只有學會在細節中窺視真相，懂得順勢而為，方可不溺于歷史長河而延綿不息。站在４０多年后反觀《萬歷十五年》，我們更應清楚我們文明與道路的來龍去脈，在中西對比的視野下，重新反思我們的獨特性，以及走向更美好未來的自覺堅守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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