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哪個朝代的

時間：2022-04-20 17:08:44 語文百科我要投稿

孔子是哪個朝代的

　　孔子是中國文化中的核心學說儒家的首代宗師，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圣”、“天之木鐸”，是當時社會上最博學者之一，并且被后世統治者尊為至圣、大成至圣先師、萬世師表。為大家分享了孔子的資料，一起來看看吧！

孔子是哪個朝代的

　　孔子朝代：

　　東周春秋末期

　　孔子，名丘，字仲尼，中國春秋末期魯國陬邑（今中國山東曲阜市東南）人。中國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是中國文化中的核心學說儒家的首代宗師，集華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刪定《詩》、《書》、《禮》、《樂》、《易》、《春秋》，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圣”、“天之木鐸”，是當時社會上最博學者之一，并且被后世統治者尊為至圣、大成至圣先師、萬世師表。他提出了“仁”的學說，即要求統治者能夠體貼民情，愛惜民力，不要過渡壓迫人民，以緩和階級矛盾；其次他主張以德治民，反對苛政和任意弄殺。他的學說成為我國二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統。他興辦私學，突破官府壟斷，擴大教育對象的范圍，學生達三千人，賢良72人。他主張“因材施教”，教育學生要“溫故而知新”，把學和思結合起來。其儒家思想對中國和世界都有深遠的影響，孔子被列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被尊為儒教始祖（非儒學），隨著孔子影響力的擴大，孔子祭祀也一度成為和上帝、和國家的祖宗神同等級別的“大祀”。這種殊榮除老子外萬古唯有孔子而已。

　　孔子政治生涯

　　早年教育

　　孔子早年生活極為艱辛，孔子的母親在他24歲時去世，孔子希望將父母合葬。為了打聽父親葬處，他將母親棺殯停于路口（五父之衢），向路人打聽。后孔母的鄰居曼父之母，告訴孔子叔梁紇的墓處，孔子這才將父母合葬于防。第二年，孔子在為母親守喪時，季孫氏宴請士一級的人（饗士）。孔子前往，不想卻被季孫氏家臣陽虎訓斥并拒絕。但后世學者多懷疑此事有偽。

　　在艱難困苦中，孔子發憤好學，他遍訪名師，虛心求教。魯昭公十七年，郯國國君郯子訪魯。郯子博學多才，27歲的孔子慕名拜見。韓愈《師說》有語：孔子師郯子。孔子先后問禮于老聃，學鼓琴于師襄子，訪樂于萇弘。

　　大約三十歲左右，最初的一些弟子來到孔子身邊。此后，孔子一直從事教育事業，他廣收門徒，相傳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他首倡有教無類及因材施教，成為當時學術下移、私人講學的先驅和代表，故后人尊為“萬世師表”及“至圣先師”。

　　適齊

　　35歲時，魯昭公被魯國掌權的叔孫、季孫、孟孫三桓大夫擊敗，逃到齊國，孔子便離開魯國到齊國。孔子曾與齊太師談說音樂，聞習韶樂之盛美，三月不知肉味。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說：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問政于孔子，孔子說：政在節財。景公想封孔子為尼溪田，遭齊相國晏嬰進言勸阻。后來得知齊大夫想害孔子，景公沒有辦法，孔子則重回魯國，聚徒講學。

　　初事魯國

　　魯定公九年，五十一歲的孔子仕魯，初為中都宰（中都為今山東汶上縣），一年以后又做司空，后以大司寇。魯定公十年，魯定公與齊景公會于夾谷，孔子文功武備，取得外交上的勝利，使齊歸還侵占魯的汶陽等地。魯定公十三年，為重新確立魯公室的權威，孔子策劃實施了墮三都的政治軍事行動，希望能夠削減三桓大夫的實力，于是先墮叔孫氏之郈，再墮季孫氏之費，然而圍攻成的攻勢最終功敗垂成。魯定公十四年攝行相事，并以五惡的罪名，以言論定罪，誅殺少正卯。

　　孔子治下魯國頗有起色，引起齊人警懼，齊大夫黎鉏設計，向魯贈送女樂文馬，造成魯定公不問朝政。這使得孔子與魯公、季子等在道德與政見上的分歧難以彌合，孔子最終去魯適衛。

　　周游列國

　　離開魯國以后，孔子率眾弟子周游列國，輾轉于衛、曹、宋、鄭、陳、蔡、葉、楚等地，然而均未獲重用。其間，在匡、宋、蒲等地，孔子一行多次被困遇險。

　　留衛期間

　　孔子到了衛國，在前往陳地時，途經匡城，顏回舉策指著郭外缺口說：「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因孔子身材高大，被匡人誤以為是魯國的陽虎，而遭圍捕。子路感到憤怒，奪戟準備交戰，但被孔子阻止。過程中孔子曾與顏回失散，一度以為顏回已死。

　　衛靈公提供孔子在魯國時的相同待遇。居住一段時間后，孔子遭人誣諂，孔子害怕獲罪而離開。

　　孔子在蒲城滯留幾個月后返回衛國。有人勸孔子，要有所作為，便要拜見衛靈公夫人南子，孔子謝絕。但后來不得已而前去拜見，孔子入門時，朝著北面，低頭俯地，不敢正視；夫人南子亦于帷幕中再拜孔子。子路得知后，為此事甚感不滿，表面上不說，但孔子心里明白，孔子便告訴子路先前的執著連上天都討厭。數月后，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孔子為次，其余官員在后，招搖游市而過。孔子對此事引以為恥，顏刻問有何恥辱，孔子感嘆：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便離開衛國。

　　主要成就

　　道德學說

　　孔子建構了完整的“德道”思想體系：在個體層面主張“仁、禮”之德性與德行。德道思想體系是以性善論（“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為基礎，以立人極（“三極之道”）為旨歸，以人道與天道、地道相會通，人道中庸又適時之變為方法論的完足思想體系。

　　孔子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學說，他自己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樂于助人，待人真誠、寬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準則。“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孔子對自己一生各階段的總結。

　　孔子的仁說，體現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禮說，則體現了禮制精神，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義這是人類永恒的主題，對于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一個政府都是適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會則是建立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孔子的這種人道主義和秩序精神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精華。

　　政治學說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內容是“禮”與“仁”，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這種方略把德、禮施之于民，嚴格遵循等級制，把貴族和庶民截然劃分為治者與被治者。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禮制傳統較深的魯國，這時周王朝的統治權力已經名存實亡，諸侯間相互爭戰不斷，出現了“王道哀，禮義廢，政權失，家殊俗”的社會現實，“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個時代的特點。社會矛盾的激化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殘。這些共同構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產生的歷史淵源和社會條件，“仁”與“禮”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大同”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暢行，“天下為公”，因而能“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為親，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兒女為愛，而是相互敬愛，愛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孩子們都能獲得溫暖與關懷，孤獨的人與殘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滿意的歸宿。陰謀欺詐不興，盜竊禍亂不起，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人講信修睦，選賢舉能。這是一幅理想化的傳說中的堯舜時代的原始社會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會。

　　孔子主張的較低政治目標是小康社會。小康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隱沒，“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與這種貧富不均、貴賤不等相適應，產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倫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相應地還要設“城郭溝池以為固”。由是，“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這種社會顯然沒有“大同”世界那樣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禮、仁、信、義，所以稱為小康。這種社會實際上描述了“私有制”產生后的階級社會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會、小康社會理想對中國后世影響深遠。后來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階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內容的憧憬藍圖和奮斗目標，這種思想對進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啟發，洪秀全、康有為、譚嗣同和孫中山都受其影響。

　　身處亂世的孔子所主張的仁政沒有施展的空間，但在治理魯國的三個月中，使強大的齊國也畏懼孔子的才能，足見孔子無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稱號。

　　經濟學說

　　孔子的經濟思想最主要的是重義輕利、“見利思義”的義利觀與“富民”思想。這也是儒家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對后世有較大的影響。

　　孔子所謂“義”，是一種社會道德規范，“利”指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謀求。在“義”“利”兩者的關系上，孔子把“義”擺在首要地位。他說：“見利思義。”要求人們在物質利益的面前，首先應該考慮怎樣符合“義”。他認為“義然后取”，即只有符合“義”，然后才能獲取。孔子甚至在《論語·子罕》中主張“罕言利”，即要少說“利”，但并非不要“利”。

　　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干不符合道義的事而獲得富貴，就如同浮云一樣，不屑于用不義的手段取得富貴。在他的心目中，行義是人生的最高價值，在貧富與道義發生矛盾時，他寧可受窮也不會放棄道義。孔子還認為，對待“義”與“利”的態度，可以區別“君子”與“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義”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養的“小人”，則只知道“利”而不知道“義”。這就是孔子在《論語·里仁》中說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有人認為孔子既然重“義”，則勢必輕視體力勞動。這種觀點是錯誤的。《論語》中記載他對想學農的弟子樊遲十分不滿，罵他是“小人”，這是因為孔子認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擔的是更大的責任。他要讓他的學生成為價值的承擔者而不是一個農民。

　　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態度，因此對待經濟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實行“初稅畝”，從法律上承認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時代的重大經濟改革；但是據《左傳》說，孔子修《春秋》時記載“初稅畝”，目的是批評其“非禮也”。而民眾若不富足，國君就不會富足。在《論語·堯曰》中還記載，孔子主張“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對民眾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張賦稅要輕一些，徭役的攤派不要耽誤農時。《論語·述而》記載，孔子還對當時的為政者進行說教，要求為政者不要過于奢侈，要注意節儉。他說：“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同時，還主張“節用而愛人”。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運用于經濟領域。

　　教育思想

　　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賦素質相近，個性差異主要是因為后天教育與社會環境影響（“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應該受教育。他提倡“有教無類”，創辦私學，廣招學生，打破了奴隸主貴族對學校教育的壟斷，把受教育的范圍擴大到平民，順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趨勢。

　　孔子主張“學而優則仕”，學習了還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養從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須具有較高的道德品質修養，所以孔子強調學校教育必須將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是“禮”和“仁”。其中“禮”為道德規范，“仁”為最高道德準則。“禮”是“仁”的形式，“仁”是“禮”的內容，有了“仁”的精神，“禮”才真正充實。在道德修養方面，他提出樹立志向、克己、踐履躬行、內省、勇于改過等方法。

　　“學而知之”是孔子教學思想的主導思想。在主張不恥下問、虛心好學的同時，他強調學習與思考相結合（“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同時還必須“學以致用”，將學到的知識運用于社會實踐。

　　孔子在教學方法上要求老師“有教無類”“經邦濟世”的教育觀，“因材施教”“啟發式”的方法論，注重童蒙、啟蒙教育。他教育學生要有老老實實的學習態度，要謙虛好學、時常復習學過的知識，以便“溫故而知新”、新知識引申拓寬、深入，“舉一而反三”。他最早提出啟發式教學。他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意謂教師應該在學生認真思考，并已達到一定程度時恰到好處地進行啟發和開導。

　　他又是在教學實踐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過談話和個別觀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學生的個性特征，在此基礎上，根據各個學生的具體情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養出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熱愛教育事業，畢生從事教育活動。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為感化學生。他愛護學生，學生也很尊敬他，師生關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國古代教師的光輝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動不但培養了眾多學生，而且他在實踐基礎上提出的教育學說，為中國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論基礎。

　　史學思想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個重要主張就是“直”，即研究歷史要實事求是，不但要重視根據，而且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論語·為政》），他竭力反對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說：“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論語·泰伯》）他這種一以貫之的主張，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態度中。

　　孔子的治史觀不僅反映到治史態度和治史主張上，而且還體現在歷史發展觀中。孔子認為歷史在不斷“損益”，他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政》）周代正是在總結夏、殷二代的基礎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歷史不是倒退，而是后來居上，是前進發展著的。盡管這種思想很朦朧，但卻是中國史學史上進化論的可貴的開端。

　　美學思想

　　孔子的美學思想核心為“美”和“善”的統一，也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孔子提倡“詩教”，即把文學藝術和政治道德結合起來，把文學藝術當作改變社會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認為，一個完人，應該在詩、禮、樂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學思想對后世的文藝理論影響巨大。

　　孔子在易學中明確提出了“美在其中”“見仁見智”等著名美學命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問易》在易宗基礎上提出了美宗——陽剛、陰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認為“陰陽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謂是美學之宗”。

　　言論著作

　　語錄匯編

　　孔子的言論主要記錄在《論語》中。《論語》是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而成。它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

　　《論語》與《大學》、《中庸》、《孟子》在南宋后并稱“四書”。通行本《論語》共二十篇。《論語》的語言簡潔精煉，含義深刻，其中有許多言論至今仍被世人視為“微言大義”。

　　文獻整理

　　孔子晚年致力教育，修《詩》《書》《禮》《樂》，序《周易》（稱《易經》十翼，或稱易傳），撰《春秋》。后人合稱之為《六經》。

　　詩歌創作

　　相傳孔子作有《去魯歌》《蟪蛄歌》《龜山操》《盤操》《猗蘭操》《將歸操》《獲麟歌》等詩歌。這些詩歌多載于《樂府詩集》，可信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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