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是哪個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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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是哪個朝代
王充（公元27年—約公元97年），東漢唯物主義哲學家、戰斗的無神論者。字仲任，漢族，會稽上虞（今屬浙江）人。王充年少時就成了孤兒，鄉里人都稱贊他對母親很孝順。后來到京城，進太學學習，拜班彪為師。
王充以道家的自然無為為立論宗旨，以“天”為天道觀的最高范疇。以“氣”為核心范疇，由元氣、精氣、和氣等自然氣化構成了龐大的宇宙生成模式，與天人感應論形成對立之勢。其在主張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學等方面彰顯了道家的特質。他以事實驗證言論，彌補了道家空說無著的缺陷。是漢代道家思想的重要傳承者與發展者。
王充思想雖屬于道家卻與先秦的老莊思想有嚴格的區別，雖是漢代道家思想的主張者但卻與漢初王朝所標榜的“黃老之學”以及西漢末葉民間流行的道教均不同。《論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唯物主義哲學著作。
人物簡介
王充喜歡博覽群書，但是不死記章句。小時候家里窮沒有書，經常去逛洛陽集市上的書店，閱讀那里所賣的書，看一遍就能夠背誦，于是精通了百家之言。后來回到鄉里，住在家里教書。會稽郡征聘他為功曹，因為多次和上級爭論，和上級不合而辭職離開。
他擅長辯論，開始的話好像很詭異，最后卻又得出實在的結論。他認為庸俗的讀書人做學問，大多都失去儒家的本質，于是閉門思考，謝絕一切慶賀、吊喪等禮節，窗戶、墻壁都放著刀和筆。寫作了《論衡》八十五篇，二十多萬字，解釋萬物的異同，糾正了當時人們疑惑的地方。其中《訂鬼》已是中學課文。訂正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對鬼的認識。
刺史董勤征聘他為從事，改任治中，自己辭職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謝夷吾上書推薦王充有才學，漢肅宗（即漢章帝）特地下詔派遣公車（朝廷征聘賢人特定的車馬）去征聘他，因為得病沒有去。當時年近七十，體力和腦力都衰弱了，于是寫作了《養性書》十六篇，倡導節制欲望，守住原神。永元（漢和帝年號）年間，病死在家中。
家族顯赫
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系元城王氏之后。元城王氏在西漢時期極為風光，自開基始祖王賀始，王氏一門內外，上有皇后、宰相、下有列侯、將軍及各級官吏，一時間，元城王氏勢齊云霄，榮耀非凡。到了王莽時候，廢漢自立新朝，元城王氏走向頂峰，成為天下第一家族，但也隨著王莽政權的消失，地位一落千丈。
王充的祖上在元城王氏勢力急劇膨脹時期開始顯達。“幾世嘗從軍有功”，驍勇善戰，后被封到會稽陽亭（具體位置及轄域現已不可考，一說湖州，一說義烏），因此王充祖上由燕趙之地遷居秀水江南。
有封邑奉養、有爵位功勛，加上朝中有人蔭蔽，遷居江南的王氏家族很快就成為當地一方大戶。可惜好景不長，長期以來養成的豪門習氣改變了這個家族的命運，王充祖上丟掉了爵位和封地，成為以農桑為業的普通人家，家族也從此走向衰落。
燕趙之地向來風行任俠斗氣，由河北南遷而來的王氏家族也還保留著這種彪悍的作風，軍功起家使他們更加肆無忌憚，平日里飛揚跋扈，仗勢凌人，鄉親們敢怒不敢言。在家道破落之后也不知道收斂，依舊橫行鄉里，遇到災荒之年，又干些殺人越貨的勾當，結果仇家越來越多，一家人惶惶不可終日。至王充祖父王汛的時候，正逢上西漢末年天下大亂，官府已不再干涉民間用武力解決私怨，為了躲避仇家的抓捕，他丟棄幾近精光的祖業，率全家由會稽陽亭遷居到會稽錢塘縣（今浙江杭州），靠經商糊口。王充父輩有二人：長子王蒙，次子王誦，王誦即王充的父親。搬到錢塘縣的王家兄弟又犯上了祖上的老毛病，斗氣逞勇比其先輩有過之而無不及，到處欺負別人，大耍無賴，后來與當地一個丁姓豪強結怨。幾番爭斗下來吃了不少虧，遂又舉家倉皇出逃，落戶上虞章鎮。
為了講述自己的家族淵源，王充在《論衡·自紀篇》中順帶記載了祖上的這些不光彩行徑，本意是為了凸顯自己出身貧賤，“宗祖無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同時印證自己“疾虛妄”而稟實言之的人生信條，結果卻遭到了很多人的誤解。史學家劉知幾認為這不合綱常，斥王充為“三千之罪人”，怎么能自抖家丑呢？后人也多有詬病，“歷詆其祖父之惡，恐難稱孝”。意思是，別人都可以記，就是你王充不能記！但王充偏偏這樣做了！在那個做出孝道就可以揚名、甚至可以做官的時代，王充反其道而行之，不為祖上諱，其特立獨行可見一斑。
在王家遷居上虞后不久，王誦迎來了長子的誕生，他就是王充。而此時王家已十分窮困，“貧無一畝庇身”，“賤無斗石之秩”。王充十歲左右時候父親去世，成為孤兒，家族頂梁柱的倒下使王充家庭更趨殘破。
元氣自然論
元氣自然論”是王充思想體系的核心，主要由元氣和自然兩個元素構成。元氣是世界的基源，元氣論是對于萬事萬物，包括對人的形成及其變化依據的思考。自然即指自然、社會現象及其過程是客觀的，具有必然性、自發性。自然論是王充思想的基礎。王充認為事物運動的源動力在“元氣”本身，而非外部因素使然，故以“氣”為基礎，王充對萬事萬物做出了自己的解釋。
王充認為，天地之間存在“氣”，萬事萬物皆由“氣”構成，“氣”的運動導致了萬事萬物的生成與變化。“天”、“地”和“氣”都是無意識的存在，天地通過“氣”對萬物（包括人）產生的影響也都是自然的。“氣”的本質是特定的、不變的，而“氣”狀態又是不斷運動變化的。在“氣”本源性這個意義上來講，“氣”又稱為“元氣”（元，開始之意）。“元氣被認為是天地由以產生的原始的氣。”王充對這一概念作了系統深入的闡發，認為氣是物質性的、基礎性的、永恒的和自然無為的。《四諱篇》云：“元氣，天地之精微也。”“元氣”是天地之間較為精微的一種氣，天地通過“元氣”來衍生出萬物，萬物在“氣”的不斷運動中產生，人的產生也是在天地“氣”運動的結果：“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就像是夫婦之間的陰陽交合之“氣”產生孩子一樣。“元氣”化生萬物，是構成天地萬物的唯一本源。然而萬物皆不同，從根本上說是因稟受元氣的厚薄粗精不同，因而其形體和屬性也存在有巨大的差異。人與其他萬物相比，更是地位高貴，表現在人有知識和智慧，是因為人稟受的“元氣”比較厚渥，王充將之稱為“精氣”“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人是由最精細的、帶有精神屬性的精氣所構成。
王充的自然論強調：一切事物的產生都是一種自然的過程，一切事物的變化都是自發的、客觀的、必然的，從而反對董仲舒所宣揚的天有意識地創造人類、創造世界萬物的主張，反對天有意降下祥瑞與災異，并指出其荒謬性。他認為這些是不符合自然規律王充將“氣”視為萬物發展變化的原因和動力，認為自然中的各種現象是“氣”自然作用的結果，事物稟“氣”的厚薄決定著事物的好壞，延及萬物之中的人類，人稟“氣”的厚薄決定了人“命”的死生壽夭、富貴貧賤“氣”是無形的、流動的、看不見的，對于各種事物現象之間的聯系，王充處于當時的境地并不能做出清晰的詳細的解釋，但他用“氣”的概念解釋這些尚末認知的事物的本質聯系，來籠統地說明所有問題。王充的元氣論，對萬事萬物，包括人的生成變化做出了自己的解釋，并成為他解讀人類社會現象的出發點，在王充的思想體系中占據著基礎性的地位。
無神論
王充思想的一個基本點是強調世界的物質性。王充認為，無形的“元氣”和有形的物體構成了整個世界，人和萬事萬物都是稟受“氣”而產生。《辨祟篇》云：“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于天，稟氣于元，與物無異。”人也屬于“物”的一種，但人是有智慧的“物”，這種智慧也就是人所具有的精神。王充指出，人既然是稟“氣”而生，而“氣”分為陰陽，故形體由陰氣產生，精神由陽氣產生：“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主為骨肉，陽氣主為精神。”構成人精神的“氣”，被稱為“精氣”。一旦人死，精氣就會消散，不會再產生精神現象。人的精氣在于人的身體之中，就好比“人之精神藏于形體之內，猶粟米在囊橐之中也”物質載體不在，精神安在？鑒于精神對形體的依賴性，王充認為人死后精神亦不復存在，人變為鬼神的說法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能為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人稟受精氣而生，能夠成為精氣的是血脈。人死之后了血脈就會枯竭，血脈枯竭而精氣就不存在，精氣不存在而形體就腐朽，形體腐朽就會化成灰土，又怎么能變成鬼呢？
王充認為，在“氣”和“物”的基礎上發生和存在著人的精神現象。“氣”構成了人的形體，人的形體因而發生了精神現象，人一旦死去，精神現象也就隨之消亡，不復存在。王充以人死如火滅為喻，來說明人肉體的存在是精神存在的前提，人死之后，就不會存在不滅的精神，更不會存在鬼去影響到現實中的人在批判鬼神論荒謬的同時，王充也提出了這樣一種認識：鬼神的產生是人生病而精神錯亂或者思念郁結所致：“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王充反對漢代流行的神學目的論，反對有人格神的存在安排著世間萬物的命運。他試圖尋找一種新的物質來解釋甚至替代人格神非凡的超人性，但由于歷史局限性的存在，王充難以給出科學的解釋，最終不得不走向了另一種神秘主義——“命”。
認知論
在《論衡》中，王充對“知”即人的認識論有不少專門的論述。《別通篇》云：“倮蟲三百，人為之長。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識知也。”人有認知能力，可以獲得知識，從而產生力量。王充認為，人應該利用和發揮自己的認知能力，獲得知識，擴大自身的認知范圍。認知的目的在于盡可能地認識各種事物的性質，但最終是要認識到事物內在的規律和本質，正如《實知篇》云：“盡知萬物之性，畢睹千道之要也。”王充所強調的“知”的內容，即“天下之事，世間之物”。天下之事強調人類的社會活動和社會現象，世間之物強調的是自然領域中的自然現象。也就是說，王充要認知的對象包括社會知識和自然知識。
王充對獲得“知”的途徑也有自己的認識和思考。王充堅持知識的客觀性，批判神秘主義先驗論，針對儒者說圣人生來就知曉一切的說法，王充指出，人的知識，并非生而知之，而是后天在與外部世界逐漸接觸的過程中學習認識到的。他列舉材料證明，圣人并非生而知之：“實者，圣賢不能性知，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輒決；不可知之事，待問乃解。”圣人和普通人一樣，都要通過感官與外界接觸，通過了解外部事物而增長見識。王充認為，人的知識只能通過后天的學習認識來獲得，這個過程，是“耳目”和“學問”相結合了解世界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獲得了直接的感性經驗和他人的間接性經驗。“耳目”即感官所獲得的直接的感性經驗，通過對感性認識的梳理，人們能夠做到更深刻地認識事物：“如無聞見，則無所狀。凡圣人見福禍也，亦揆端推類，原始見終，從閭巷論朝堂，由昭昭察冥冥。”王充肯定“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即感官直接認識的重要性，但同時也指出，人不可能憑借“耳目”認識一切事物。王充進一步提出，實際經驗雖是人們知識和技能的重要來源，但也還需要他人的間接經驗，即書本上的“學問”。所謂“學問”，指的是汲取他人已有的經驗，相對于“耳目”來說，這種認識事物的方式是間接的，但也是必不可少的。“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不問不識”；“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人的才智有高低之分，認識事物要通過學習，通過學習才能知道，不請教別人就不能認識事物。不學習就能感知，不問就能知曉，古往今來，這是沒有的事情。王充指出，“耳目”與“學問”相結合，就可以從外部世界獲得可靠的經驗。但僅僅靠經驗，形成的認識不一定是正確的，還必須對經驗進行理性思考，否則就容易被假象所迷惑。
王充還非常理性地認識到，由于條件的限制，人的認識能力是不可能認知切事物的，“天下事有不可知，猶結有不可解也”。王充的這種認識和見解是相當深刻的王充還強調“效驗”在人類認識活動中的重要作用。所謂效驗，就是事實根據：“事莫明于有效，論莫定于有證。”在王充看來，只有經過效驗的檢驗，才能證實某種認知的正確性。王充進一步明確提出了“知為力”的論斷，充分肯定了“知”也是一種力量。他認為這種力量比體力要強大的多，能夠“成人之操，益人之知”，“練人之心，聰人之知”，使人的德行得到培養，人的知識得到增加，人心得到感化，人變得聰明。另外在政治上也能安定社會。這就是“知”的強大力量。
王充的認識論否定了圣人生而知曉萬事，強調了人可以通過自身的認知，獲得知識，了解周圍的世界，甚至靠“知”所產生的力量，增長自己的見識，安定社會。這是王充思想中較為積極的一面，即肯定人的主觀能動性，肯定人可以通過學習獲得知識，完善自己。王充“命定論”思想中的“性”之可教就是其認識論的體現。
歷史觀
王充指出了歷史進步的發展觀念。他認為“今勝于古”，就是說現在的人們必定會比古代強，并且他還反對儒家的"是古非今”，認為歷史的方法對現在并非有用。如王充在《治期篇》中指出：“昌必有衰，興必有廢。”歷史的治理方法放在當今未必管用，時代是進步的，要不新選擇正確的治理道路。
王充反對“奉天法古”的思想，認為今人和古人相“齊”，今人與古人氣稟相同，古今不異，沒有根據說古人總是勝于今人，沒有理由頌古非今。他認為漢代比過去進步，漢在“百代之上”，因為漢在“百代”之后。這種見解與“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想是完全對立的。
人性說
王充認為人性可分為三等分別是善、無善無惡、惡，并且還指出人性是可以在后期的`學習或者生活環境中得到改善的。他在《本性篇》中指出“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就是承認后天學習和環境對人性的作用，而且“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性是可以改變的。
命定論
“命定論”是王充對人生命運問題的探究，內容包括人的死生壽天、富貴貧賤以及切遭遇。王充認為，一切皆由“命”定，它并不是人力所能干預和改變的。這里所謂的“命”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命定論”使人產生消極的處世態度與漢儒“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天人感應說殊途同歸。這也是后代研究者認為命定論是王充思想最大局限之原因所在。
王充雖然反對神學目的論，但他不了解造成吉兇禍福和貧富貴賤的社會原因，因而主張命定論，強調“命”的絕對權威，認為“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而決定生死夭壽和貧富貴賤的命運，是由天和各種星象施氣造成的，“天施氣于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為圣，皆因父氣，不更稟取”。甚至造成社會治亂的原因也取決于“時數”，而否認人的作用，“年歲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人在命運面前無能為力，只有聽憑命運的擺布。在這里，王充不僅遠遠落后于荀子，也不及墨子，甚至不如孔子。
王充的命定論思想主要集中在其著作《論衡》的《逢遇》《累害》《命祿》《氣壽》《命義》《偶會》諸篇。其出發點是批判當時社會上的讖緯、天人感應等學說即所謂的命定論思想的正宗，所謂命的“三科”是指壽命、遭命、隨命。行善得善是為受命，也作壽，受命，正命；行善得惡是為遭命，行惡得惡是為隨命。這是兩漢命定論思想的正宗，融匯了天人感應，讖緯之學等內容并寫入白虎通。但在批判方法上陷入了唯心主義。
雖然王充不可能擺脫當時時代的局限，用自然主義和直觀的觀察來描述世界，特別是在社會歷史觀上基本是唯心論的，其思想中存在著諸多的局限性，但仍然達到了他的時代的最高水平，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致于后來的許多儒生對王充心有余悸。
文學批評
王充針對當時文章寫作方面所存在的內容虛妄荒誕、追求辭藻華靡和復古模擬等問題，強調“真”是“美”的基礎，不真實的作品只有“虛美”而沒有真美。他主張，文章的內容必須真實，反對描寫虛妄的迷信內容；文章必須有補于世用，能夠起到積極的社會教育作用；強調文章的內容和形式必須統一，做到外內表里完全一致，既有翔實的內容，又有與之適應的形式；注重獨創精神，反對模擬抄襲；注重文章語言的口語化，反對古奧艱澀的文風。
王充對當時已辭賦為主的正統文學的“華而不實，偽而不真”的文風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并提出了不少進步的主張，如重視文章的實用價值、主張書面語言和口語的一致用明白曉暢的語言寫文章、要求文章創新反對模仿和因襲等觀點，這些進步的文學觀點與當時文壇上模擬因襲的不良傾向成了鮮明的對照，對魏晉以后的文藝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是值得十分重視的文學理論批評的遺產。
主要作品
王充生平著述有《譏俗》《政務》《養性》《論衡》。其中《譏俗》《政務》《養性》現已失傳。
《論衡》一書大約作成于漢章帝元和三年（86年），現存文章有85篇。
王充的唯物主義思想，主要集中的《論衡》的《實知篇》和《知實篇》中。
歷史評價
謝夷吾：“充之天才，非學所加，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揚雄、劉白、司馬遷，不能過也。”
劉知幾《史通·序傳篇》：“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己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圣。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茍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攻之者眾，而好之者終不絕。”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至于述其祖父頑很，以自表所長，傎亦甚焉。”
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自譽而毀其先，非人也。”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六“王充”條：“蓋自居于圣賢而訾毀其親，可謂有文無行，名教之罪人也。”
章太炎：“漢得一人焉，足以振恥。至于今，亦鮮有能逮之者也。”“王充《論衡》可稱為卓異的著述。”（《國學概論·國學的派別》）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王充《論衡》實漢代批評哲學第一奇書。”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兩漢時代最大的無神論者和唯物主義哲學家。”
周桂鈿《虛實之辨——王充哲學的宗旨》：“一個具有近代實驗科學精神的超前的思想家。”
黃侃《漢唐玄學論》：“東漢作者，斷推王充。《論衡》之作，取鬼神、陰陽及凡虛言、讕語，摧毀無余。自西京而降，至此時而有此作，正如久行荊棘，忽得康衢，歡忭寧有量耶。”（《黃侃論學雜著》）
胡適《王充的論衡》：“中國的思想若不經過這一番破壞的批評，決不能有漢末與魏晉的大解放。王充哲學是中古思想的一大轉機。他不但在破壞的方面打倒迷信的儒教，掃除西漢的烏煙瘴氣，替東漢以后的思想打開一條大路；并且在建設的方面，提倡自然主義，恢復西漢初期的道家哲學，替后來魏晉的自然派哲學打下一個偉大的新基礎。”
拓展內容：詩人王充簡介
王充（27約97），字仲任，會稽上虞（今屬浙江）人，他的祖先從魏郡元城遷徙到會稽。王充年少時就成了孤兒，鄉里人都稱贊他孝順。后來到京城，到太學（中央最高學府）里學習，拜扶風（地名）人班彪為師。《論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無神論著作。
家族顯赫
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系元城王氏之后。元城王氏在西漢時期極為風光，自開基始祖王賀始，王氏一門內外，上有皇后、宰相、下有列侯、將軍及各級官吏，一時間，元城王氏勢齊云霄，榮耀非凡。到了王莽時候，廢漢自立新朝，元城王氏走向頂峰，成為天下第一家族，但也隨著王莽政權的消失，地位一落千丈。
王充的祖上在元城王氏勢力急劇膨脹時期開始顯達。 幾世嘗從軍有功，驍勇善戰，后被封到會稽陽亭（具體位置及轄域現已不可考，一說湖州，一說義烏，但位在江浙一帶是肯定的），因此王充祖上由燕趙之地遷居秀水江南。
有封邑奉養、有爵位功勛，加上朝中有人蔭蔽，遷居江南的王氏家族很快就成為當地一方大戶。可惜好景不長，長期以來養成的豪門習氣改變了這個家族的命運，王充祖上丟掉了爵位和封地，成為以農桑為業的普通人家，家族也從此走向衰落。
燕趙之地向來風行任俠斗氣，由河北南遷而來的王氏家族也還保留著這種彪悍的作風，軍功起家使他們更加 肆無忌憚，平日里飛揚跋扈，仗勢凌人，鄉親們敢怒不敢言。在家道破落之后也不知道收斂，依舊橫行鄉里，遇到災荒之年，又干些殺人越貨的勾當，結果仇家越來越多，一家人惶惶不可終日。在王充祖父王汛的時候，正逢上西漢末年天下大亂，官府已不再干涉民間用武力解決私怨，為了躲避仇家的抓捕，他丟棄幾近精光的祖業，率全家遷居到會稽錢塘縣（今浙江杭州），靠經商糊口。王充父輩有二人：長子王蒙，次子王誦，王誦即王充的父親。搬到錢塘縣的王家兄弟又犯上了祖上的老毛病，斗氣逞勇比其先輩有過之而無不及，到處欺負別人，大耍無賴，后來與當地一個丁姓豪強結怨。幾番爭斗下來吃了不少虧，遂又舉家倉皇出逃，落戶上虞章鎮。
為了講述自己的家族淵源，王充在《論衡·自紀篇》中順帶記載了祖上的這些不光彩行徑，本意是為了凸顯自己出身貧賤，宗祖無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同時印證自己疾虛妄而稟實言之的人生信條，結果卻遭到了很多人的誤解。史學家認為這不合綱常，斥王充為三千之罪人，怎么能自抖家丑呢？后人也多有詬病，歷詆其祖父之惡，恐難稱孝。意思是，別人都可以記，就是你王充不能記！，但王充偏偏這樣做了！在那個做出孝道就可以揚名、甚至可以做官的時代，王充反其道而行之，不為祖上諱，其特立獨行可見一斑。
在王家遷居上虞后不久，王誦迎來了長子的誕生，他就是王充。而此時王家已十分窮困，貧無一畝庇身，賤無斗石之秩。王充十歲左右時候父親去世，成為孤兒，家族頂梁柱的倒下使王充家庭更趨殘破。
孤門細族
王充一生業儒，仕路不亨，只作過幾任郡縣僚屬，且多坎坷沮阻，從事跡上看，既無悲歌慷慨之行，也無驚天動地之業。因此無論是他自己寫的長篇自紀，還是為他作的正史傳記，他的事跡都甚寥寥，實在無法引人入勝。
王充自謂出自孤門細族，但種種跡象表明，王家祖上還是比較風光的。《論衡·自紀篇》（下引此書，只注篇名）曰：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為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原諒）于人。歲兇，橫道傷殺，怨仇眾多。會世擾亂，恐為仇家所擒，祖父汛舉家擔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商賈為事。
元城，舊縣，在今河北大名縣東北。充說其先一姓孫一，字頗費解，論者疑有脫誤，甚是。根據上下文意，后一字下當脫姓王二字。王氏意謂其先祖一姓孫，一姓王。同祖兩姓，必是一姓之分化。頗疑王充祖先乃王孫氏之族，為先秦某工族之后，后來才分為二姓：一姓王，一姓孫。由此看來，王充的血統曾是很高貴的。
在漢代，王充祖先因功受封會稽陽亭。亭侯是漢代軍功爵之一。漢制，從軍立功者，依軍功大小可食邑于縣、鄉、亭。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以上則是縣。亭的大小，約相當于后世的堡或村。級別不高，但可坐食其稅，是個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長，有一年，王充家在一次突發事變中，失掉了爵命和地位。無爵可繼，有家難歸，王充的祖先們只好就近安置下來，男耕女織，以農桑為業，成了會稽郡人氏。
失掉了封爵的王充列祖列宗，都驍勇使氣，結果結怨甚多，眾人皆怨。一遇天災歲歉，王充的祖先們又干些攔路搶劫，殺人越貨的勾當，弄得千夫所指。在王充祖父王汛手上，正值西漢末年天下動蕩，秩序大亂，王汛擔心亂中被仇家綁票，于是收拾細軟，舉家擔載，或肩挑，或車載，離開陽亭，先遷會稽（今浙江紹興），最后留居于錢塘縣，以轉手倒賣，賈販經商為業。由此可見，王充的家世，由先秦王孫，而西漢封侯，進而農桑賈販，真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王充的父輩共有二人：王蒙、王誦。王誦即是王充的父親。王充祖輩好勇任氣之習，至王蒙、王誦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終于又與地方豪強丁伯家結下深仇，錢塘也不能呆下去了，遂又舉家遷入上虞。
這真是一個十足的破落之家，到王充出世時，已是貧無一畝庇身，賤無斗石之秩，再加宗祖無淑懿之德。確實是一個孤門細族之家（《自紀》）。在這個家里，迎接王充降臨的，不僅沒有任何財產、名譽地位，而且更讓他背上了一個先人無德，祖宗無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后來王充成名后，還有人以此來譏諷他。王充在《論衡·自紀篇》中詳盡地記載了這些家庭狀況，是比較真實的。對此，劉知幾卻不以為然，認為：王充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必責之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史通·序傳篇》）實在不是通達之論。
幼讀經史
王氏家族雖然不是地方大戶，但還沒到揭不開鍋的地步，田昌五《王充評傳》說他的家庭是屢受排擠而行將落入貧苦勞動群眾隊伍中的家庭。（《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第二卷）這個估計是合乎實際的。王家祖宗盡管在社會上大耍無賴，好勇斗氣，但對王充還是十分痛愛的，也十分注意培養。《后漢書》本傳說：充少孤，鄉里稱孝。似乎他從小不是失去父愛，就是缺乏母慈。這并不符合實際。王充《自紀》曰：充少有巨人（大丈夫）之志，父未嘗答，母未嘗非，閻里未嘗讓（譴責）。可見雙親俱在，且很慈愛，未嘗見背。王充少時，不喜歡押呢戲辱等無聊游戲。其他小孩喜歡掩雀捕蟬，戲錢爬樹，王充從來不去參與，表現出孤介寡和，端莊嚴整的氣質。這引起王誦的重視，六歲便教他讀書寫字，八歲進他上小學。書館中學童百余人，都因過失和書法不工遭到先生體罰，唯有王充書法日進，又無過錯，未嘗受責。學會寫字，王充告別了書館，開始了儒家經典的專經學習和儒家道德的修練。
《自紀》說：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眾奇。
可見王充接受的正規教育仍然是儒家的倫理，使用的系統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經典《論語》《尚書》，與常人并無兩樣。鄉學既成，王充乃負笈千里，游學于京都洛陽。在洛陽，王充入太學，訪名儒，閱百家，觀大禮，大開了眼界，大增了學問，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實的學術風格。
負笈京師
東漢的京師在洛陽，當時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即光武帝）本是南陽的一位書生，奪得天下后，特別注重文雅，尤向儒術。史稱他未及下車，先訪儒雅，收集典籍，征招遺隱，于是四方學士，莫不抱負墳籍，云會京師。為了安撫這批飽學通經之士，光武皇帝特起太學，設博士，用他們來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學既是當時全國的最高學府，而且典籍豐富，名流革集，也是全國最權威的學術活動中心。因此四方郡縣都挑選優秀青年進入太學深造，王充亦因成績優異被保送到太學學習。
王充到太學的時間，大約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謝承《后漢書》載：年13，王充見之，撫其背謂班彪曰：‘此兒必記漢事。’謝承書已佚，此文見于范曄《后漢書·班因傳》注。班因生于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歲，班固13歲，王充到京師時，已年滿18，正當漢光武二十年。風華正茂，正是學知識，長見識的大好時機。不過，當時太學受今文經學的影響，盛行章句之學。傳經注重家法師承，先生們將先師的遺教記下，章有章旨，句有句解，稱為章句。弟子們反復記誦，味同嚼蠟；恪守師訓，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緯書讖記，事無巨細，皆決于圖讖，神學迷信，充斥學壇。太學教育，不僅方法僵死，而且內容虛誕。好在這時王充的前輩學者社林、鄭眾、桓譚、班彪等人都在京師，他們都是經學家，博學淹貫，號稱大儒。在數家之中，王充對桓譚和班彪最為推崇，受他們的影響也最深。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于桓譚。桓譚（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字君山，沛國相（今安徽濉溪縣）人。博學多通，遍習五經，是兩漢之際著名學者。著有《新論》一書。他治學的特點也是訓詁舉大義，不為章句，與班氏父子學風相同。在思想方法上，頗具求實精神，喜好古文經學，常與劉歆、揚雄辨析疑異，尤其反對當時盛行的讖緯神學，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著殺頭的危險非議讖緯神學，對俗儒的鄙俗見解更是深惡痛絕，常常調筆譏諷，由是多見排抵。桓譚求實的治學精神，王充特別欣賞，他在《論衡》書中多次贊賞說：（桓譚）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辨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超奇》）世間為文者眾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定賢》）
王充本來對漢代的董仲舒、、揚雄等人十分贊賞，但在數家之中，王充對桓譚最為激賞，說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論難追（《案書》片彼子長（司馬遷）、子云（揚雄）說論之徒，君山為甲。（《趙奇》）認為舒仲其文雖奇，猶可學而及之；桓譚出語高峻，非可企及。甚至與以論說為長的太史公、揚雄相比，桓譚也是首屈一指的。他說桓譚為漢世學術界值定是非，就像一個公正的執法官一樣。從前漢朝的丞相陳平出佳之前，在閻里分均若一，這是能當丞相的象征。桓譚論議平實如陳平之分物，也是當丞相的料。可惜他因非毀讖緯，貶死途中。王充將這位沒過過一天丞相癮的落拓之士稱為素丞相，以配素王；并將桓譚作《新論》與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于《春秋》；然則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跡在于《新論》者也。（《定賢》）又說質定世事，論難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案書》）評定世間的事情，討論世間疑難，沒有一個比得上他。受桓譚的影響，王充對神學迷信、俗說虛妄也深不以為然，他后來撰著《論衡》一書，其主旨也是解釋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對作》），與桓譚《新論》的主題如出一輒。
當時在京師的青年學者除班因外，還有賈逵、傅毅、楊終等，俱曾為官蘭臺，王充也與他們有所往來。蘭臺是東漢的皇家圖書館和國家史館，在那里讀書作文，皆由公家供應紙墨，條件優越，待遇優厚，是一個清高又實惠的學術機構，因此時人稱進入蘭臺為登蓬萊，世以為榮。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東漢歹（的古文經學家。其父賈徽嘗從劉歆習《左氏春秋》。逵少承庭訓；通《左傳》及五經本文。《后漢書》本傳又說他自為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是一個兼得家庭教育和太學教育雙美的幸運兒。他博通五經，兼明今古，對《左傳》、《國語》、《周禮》尤其專門，特別是對《左傳》的興旺發達，功勞甚大。同時他對于今文家的《大夏侯尚書》、《谷梁傳》也十分精通。他還是漢代第一個遍注群經的大儒，史書說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余萬言，學者宗之，后世稱為通儒。明帝時，拜為郎官，與班固同在蘭臺校書。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博學，水平中在平陵習章句，深為章句之學的破碎支離所苦惱，因作《迪志》，以殷高宗賢相傅說后裔自居，說：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遂以大義文采為務，斐然成章。章帝時，授蘭臺今史，與班賈同業，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13為郡小吏，太守遣至京師習《春秋》。后隨郡上計吏至京師，見三府為《哀牢傳》不成，楊終因來自四川，熟悉西南民族情況，作傳上之，今天《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的《哀牢傳》就是楊傳的改編本。明帝奇其才，征詣蘭臺，拜校書郎。
班賈傅楊，俱為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共在蘭臺，酬酌詩文，好不風光！明帝水平十七年，五色雀群集，明帝下詔群儒學士各獻《神雀賦》。百官眾僚，紛紛響應，結果只有他們四人和侯諷的賦受明帝欣賞。王充記其事曰：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神雀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明帝覽焉。（《俠文》）
王充親睹其盛，好不羨慕！一再贊美說：蘭臺之史，班固、賈逵、傅毅、楊終，名香文美。（《別通》）到了晚年，窮居陋巷，還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蘭臺，蹈班、賈之跡，一則以還平生未遂之愿，二則以論功德之實（《須頌》），報主隆思。
博覽百家
王充在洛陽除了從名師，交勝友外，還廣沙博覽，窮讀群書。《后漢書》說王充在洛陽，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途通眾流百家之言。在熟讀經史之余，王充還兼及百家，通諸子之學。淺學俗儒多拘守經本，認為經為圣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窮經；一經之中，又專守一師之說，抱殘守缺，排斥異己。更莫說儒書以外的諸子百家了。因此他們目光短淺，見解鄙俗。王充通過對儒書與諸子百家的對比研究，認為諸子與儒經同等重要，有時子書甚至比經書還為可靠。他說：五經遭秦朝燔燒禁防，伏生之徒，抱經深藏，漢興，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之徒受經于伏生，自后名師儒者，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師徒傳相授受，形成了所謂的家法和師法。經書本身的正誤已難以辨別，更莫說經師講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秦雖無道，不播諸子。由此看來，經書有遺篇，而諸子無缺文。孰劣孰優就不辯自明了。
王充認為：諸子尺書，文篇俱在，可觀讀以正說。王充說：圣人作經也有文獻依據，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于史）亦為本，經亦為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可見諸子群籍，還是經書賴以造作的依據，哪么正可據之以定正經書。因此他說：知屋漏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身處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樣，讀讀諸子百家的書，就容易看出經書的錯誤。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師說，鸚鵡學舌地師師相傳，代代相襲，殊不知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書解》）。這是就經與子的關系來說的。
從一個希望成為心胸開闊、知識淵博的人來說，博涉經書以外的眾流百家更顯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說：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鱉，其尤深者觀蛟龍。所涉歷的程度和深淺不同，其所見聞和收獲自然也不同。他說做學問也是如此：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圣室觀秘書。故人道彌深，所見彌大。他又比喻說：人們游歷都想進大都市，就是因為多奇觀也。而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他又說：大川相間（兼），小川相屬（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倘若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學問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別通篇》）其淵博的知識就會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經子并重，博涉眾流的特點，正是他成就其博學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還注意訓練自己通博致用和造書屬文的能力，他將當時儒學之士分為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鴻儒，他說：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并且認為：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超奇》）儒生托身儒門，治圣人之經，學圣人之道，遠遠勝過不學無術的俗人；但儒生僅能死守一經，不知世務，不通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博（《效力》），故不及博覽古今的通人；通人識古通今，誠然可貴，王充曾說過：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謝短》）但是識古通今，只是一種知識的象征，只要好學勤力，博聞強識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攝以論說，此為匿書主人，好像那藏書家有書不能觀讀一樣，他認為：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如果學而不能用，雖千篇以上，是鸚鵡能言之類也。
文人能草章屬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貴于通人。但是，文人僅能作單篇文章，不能連結篇章，寫成專書，所以不及能寫長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鴻儒。他認為鴻儒最為珍貴，如果說文人是知識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話，那么鴻儒就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級人物，若與儒生相比，就好像裝飾華美的車子與破車，錦繡與舊袍子相比一樣；如果與俗人相比，更是猶如泰山的山頂與山腳，長狄的頸項與腳掌一樣，具有天壤之別！他們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超奇》）漢代的谷永、唐林，能上書言奏，依經論事，屬于文人；而董仲舒、司馬遷、揚雄、、劉歆、桓譚等人能鴻篇大論，著書立說，則是鴻儒。王充把他們與圣人同科，視為稀世之珍：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云、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并出一時……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超奇》）王充對鴻儒如此看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為一名為世所貴的鴻儒了。他師事班彪，不守章句，博覽百家……都是通往鴻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師游學歷時多久，史無明文，袁山松《后漢書》說王充趕上了漢明帝臨辟雍的盛典：充幼聰朗。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大儒論》。袁山松書已佚，這條材料見于李賢《后漢書注》。注文作《六儒論》，根據王充推崇鴻儒的思想，六儒當為大儒之誤。辟雍，周代為太學之一，漢代則作為尊儒學、行典禮的場所。據《后漢書·儒林列傳》，東漢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56年），尚未來得及親臨其境，光武帝便駕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親行其禮。《明帝紀》說，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么，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師，其時他已32歲，在洛陽訪學已經14歲。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復了許多久廢的儒禮，以表示對禮治的提倡。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繡著日月星辰的禮服，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既而登靈臺，望云物，吹奏迎春的樂曲，觀察物候的變化，制定《時令》書，頒給列侯、諸王，重演了一番早為孔子所嘆惜的授時告朔之禮。
這年冬天，明帝又親臨辟雍，舉行尊老養賢之禮。事先推定年老博學的李躬為三老，曾授明帝《尚書》的桓榮為五更，這天，天子先行到達辟雍，舉行典禮，然后派人用安車蒲輪（用蒲草裹輪以免巔簸）將三老五更接來，皇帝親自到門屏之間迎接。以賓主（而非君臣）之禮迎上柞階。皇帝下詔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龍袍，操刀親割，將肉獻（不是賜）給三老，還親自給他酌酒；五更，則由三公如此這般地侍候。接著舉行射禮，射禮完畢，明帝歸坐于講堂之上，正襟危坐，執經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不夠級別的冠帶縉紳，只有環繞著辟雍璧水，隔岸觀望了。這天，平時被人罵為窮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揚眉吐氣了一回。王充看到了這出從前只在禮書上記載著、在儒生們口頭傳誦著的敬老尊儒大典，無疑是十分興奮的，于是欣然作《大儒論》以頌其事。就是事隔數百年后，范曄作《后漢書》，在寫到這一盛況時，也不無激動地說：（明帝）坐明堂以朝群后，登靈臺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濟濟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仕途落拓
和所有的讀書人一樣，王充學成之后，也曾抱著致君堯舜的夢想，走學而優則仕的路子。可是王充在官場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師們好多少，《自紀篇》自敘其為官履歷曰：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椽功曹；在太守，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為從事。王充一身只當過地方官，東漢地方機構，實行州、郡、縣三級制，王充歷仕三級，但都位不離掾。掾，是漢代各極機構中的屬官。在縣里，他作官至掾功曹，主管一縣人事和考功。在郡里，他曾先后在軍事長官都尉府作過掾功曹，在行政長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征辟為從事屬官。生平就沒逃脫過為人下僚的命運。
王充為官的地方，可考知者有揚州、丹陽、九江、廬江等地，《自紀篇》曰：充以元和三年（86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后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章和二年（88年），罷州家居。這條自紀《北堂書鈔》卷73和《太平御覽》卷602引作章和二年，徙家避難揚州丹陽。有誤，章和二年應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非始往之年。辟，指征辟，被征去作官，不是避難。《后漢書》亦載：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辟字正作征辟講。揚州是漢武帝所置十三部（州）之一，東漢為郡上一級行政機構。丹陽、九江、廬江皆郡名，當時屬揚州部所轄。在元和三年前，王充為任何所尚不清楚。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建初元年條，根據王充《對作篇》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流民四散，圣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的自述，遂懷疑充所仕者非在會稽而在中州之郡邪？但別無旁證，難成定論。
造成王充這種徘徊州縣，淹滯不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后來王充結合自己的切身體會，曾對仕路窮通作過全面的分析和論述。《逢遇篇》將入仕宦的達與不達歸結為遇與不遇：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才高行潔，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進在眾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古人常說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賢才常有，但仕宦的機會不常有。生逢其時，仕遇其主，雖才淺德薄也因緣得進；反之，如果生不逢時，所遇非人，即使才高八斗，德比夷齊，也會落拓在野，沉淪下僚。這在缺乏健全的競爭機制時更是如此。不過王充生當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東漢王朝的上升時期，征辟舉拔之制，還是比較正常的，似乎談不上生不逢時的問題，但并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后漢書》說他仕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王充也曾自紀建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書郡守，主張厲行節儉，以備困乏，但言不納用；時俗嗜酒，充以為酒耗五谷，又有醺酒滋事之憂，奏記郡守：主張禁酒，亦不被重視。讀書人的看家本領就是建言獻策，既然言不納用，可見他遇到的確實并非知己。
王充在《累害篇》中又提出累害說：凡入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又知（智）非昏，策非味也，連遭外禍，累害之也。
仕宦留滯，行跡誣傷，有罪不除，聲名狼狽……這一切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過錯，很可能是外物的連累和陷害。王充將這些來自外物的毀傷歸納為三累三害。何謂三累三害？充說：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鄉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煩：朋友反目，相為毀傷，一累也；庸才忌妒，毀傷高才，二票也；交游失和，轉相攻擊，三累也。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后遭受的陷害：竟進者為了有限的職位互相詆毀，在長官面前捏造夸大事實，長官又不明察，信納其言，一害也；同僚愛好不同，清濁異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名聲越來越潔白，見解越來越，濁吏自慚形穢，懷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過失，陷害重罰，二害也；長官親幸佐吏，佐吏人品不高，提拔邪回之人，對不肯附從的清正之士必然心懷不滿，在長官面前詆毀他，三害也。王充所舉的三累三害，生動而具體，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
評價
王充是東漢時期杰出的思想家，唯物主義哲學家。整個東漢二百年間，稱得上思想家的，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長統。王符（公元85162年），字節信，著有《潛夫論》，對東漢前期各種社會病端進了抨擊，其議論愷切明理，溫柔敦厚；仲長統（公元180年220年），字公理，著有《昌言》，對東漢后期的社會百病進行了剖析，其見解危言峻發，振聾發聵。王充則著《論衡》一書，對當時社會的許多學術問題，特別是社會的頹風陋俗進行了針砭，許多觀點鞭辟入里，石破天驚。《論衡》也可以說是我國古代的一部百科全書。就物理學來說，王充對運動、力、熱、靜電、磁、雷電、聲等現象都有觀察，書中記載了他的觀點。他還解釋了人與自然的關系。王充把人的發聲，比喻為魚引起水的波動；把聲的傳播，比喻為水波的傳播。他的看法與我們今天聲學的結論是一致的：聲是物體振動產生的，聲要靠一定的物質來傳播。歐洲人波義耳認識到空氣是傳播聲音的媒介，是17世紀的事，比王充晚1600年。
范曄《后漢書》將三人立為合傳，后世學者更譽之為漢世三杰。三家中，王充的年輩最長，著作最早，在許多觀點上，王充對后二家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也最有影響的思想家。
但是由于王充在書中對傳統的儒學，特別是漢代經學，進行了論難，有時甚至懷疑古經，上問孔孟，著有《儒增》《書虛》《問孔》《刺孟》等專篇，公然向神圣的經典挑戰，向孔孟圣賢發難，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韙，因而被視為名教之罪人。清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問孔，已有非圣無法之誅！其他學人雖然不能治其非圣無法之罪，但也多揮毫濡翰，口誅筆伐。素以危言危行著稱的大史學家劉知幾，因《論衡》書中記載了王充父祖橫行鄉里的不光彩行徑，不合乎子為父隱的綱常名教，說王充實三千之罪人！章學誠亦對王充非難儒學的作法，對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質疑。
自《隋書·經籍志》以下，歷代目錄書都將王充《論衡》列入無所宗師的雜家類。近代經學大師劉師培又說王充是南方之支派。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在中國學壇上又曾有人說王充是儒家的反對派，是反孔的急先鋒……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自然我們今天不必為這些帶有濃厚政治偏見的褒貶，去為古人的恩恩怨怨糾纏不休，但是，從學術的角度看，我們認為不能僅憑問孔、刺孟、非儒這些表面現象就斷定他的學術派別，而應視其所問、所刺、所非的具體內容。根據王充的整體思想來分析定性，筆者認為：綜觀王充的一生言行，他不僅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一位博學的奇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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