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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著名文學家徐渭軼事典故
徐渭（1521年3月12日－1593年），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今浙江省紹興市）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長，號青藤老人、青藤道士、天池生、天池山人、天池漁隱、金壘、 金回山人、山陰布衣、白鷴山人、鵝鼻山儂、田丹水、田水月（一作水田月）。中國明代中期文學家、書畫家、戲曲家、軍事家。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明代著名文學家徐渭軼事典故，歡迎閱讀與收藏。
明代著名文學家徐渭軼事典故
徐渭是明朝極為著名的軍事家、文學家、戲劇家，在詩、書、畫、戲劇方面都頗有建樹，這一點即使在文風極盛的江浙，甚至其他地區都極為罕見。徐渭此人在當時許多方面，都表現出了超越時代的色彩。這樣一個人，自然不會是泯然眾人之人，不僅僅是史書及后世史料中，常常見其身影，就是在許多故事傳說中，徐渭也是故事流傳的主角。
后世對于徐渭此人，流傳了許多故事，雖不知這些故事與徐渭本人到底有何干系，但是卻也能閑來讀之。
馮夢龍的《情史類略》就描寫了一個關于徐渭的故事，并且這個故事還涉及某些真實的節點，故事真實性不可性，但是讀來還是很有趣的。故事是這樣說的，說徐渭中舉之后，就到了胡宗憲幕下做事，胡宗憲很信任寵愛他。徐渭有一次出游，到了某一寺廟中，里面的僧侶對徐渭很不禮貌，徐渭就記下了。晚上徐渭留宿妓家，將那妓女的睡鞋偷偷藏在袖中。第二天一早就去見胡宗憲，并對胡宗憲說這個鞋子是他偶然在那寺廟中撿到的。胡宗憲聽了之后，大怒，也不詳查，當即就捉拿了寺中僧侶幾人，砍了頭。
徐渭這個人猜忌善妒，原配死了后又娶了一個繼妻。有一日徐渭出門歸來，從窗中看見一個大約二十多歲的俊美僧人將繼妻抱在懷里，兩人歡聲笑語，好不快活。徐渭大怒，拿著根棍子，就想將那奸夫打死。等他進了門，卻不見人，問繼妻，繼妻感到極為奇怪，并不知他在說什么。后來他再次出門歸來，見著那俊美僧人與自己的妻子并枕而臥，徐渭怒吼一聲，拿了個尖銳事物便亂刺一通。最后將他的繼妻刺死，徐渭因此被下獄，后有詩《述夢詩》云：“伯勞打始開，燕子留不住。今夕夢中來，何似當初不飛去。憐羈雌，嗤惡侶。兩意茫茫墜晚煙，門外鳥啼淚如雨。”“跣而濯，宛如昨，羅鞋四鉤閑不著。棠梨花下踏黃泥，行蹤不到棲鴛閣。”徐渭有一日逛街，見著一個賣缸的，便問這缸對少錢一斤。那賣缸的以為他是外行，于是便想欺詐他道：“一百文一斤”。徐渭點了點頭，讓賣缸的扛著缸往家里而去，他讓人等在外面，自己進去拿了秤砣，出來對賣說：“我只要兩斤！”賣缸的一口血都快吐出來了，只能再搬回去。
挑糞
有一日徐渭過橋，見著一個挑糞的農夫。挑著糞過橋，實在不好過，于是徐渭便好心對農民說，他們兩人一起將糞抬過去。那農夫想著徐渭是文弱書生，做這些事情實在不好，因此堅決推辭，無奈徐渭固執的要幫他抬，便只得同意了。兩人極為費力的將糞桶抬過橋，徐渭喘著氣道：“我實在抬不動了，另一桶你自己看著辦吧！”那農夫當時的表情，一定是一臉吃了屎的表情。
徐渭詩詞選
謁孝陵詩
二百年來一老生，白頭落魄到西京。
疲騎狹路愁官長，破帽青衫拜孝陵。
亭長一抔終馬上，橋山萬歲始龍迎。
當時事業難身遇，憑仗中官說與聽。
《題墨葡萄詩》
半生落魄已成翁， 獨立書齋嘯晚風。
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
海上曲
暇日棄籌策，卒卒相束手。
四疆險何限，但阻孤城守。
曠野獨非民，棄之如棄草。
城市有一夫，誰不如木偶？
長立睥睨間，盡日不得溲。
朝餐雪沒脛，夜臥風吹肘。
彼亦何人斯，炙肉方進酒！
人物生平
才名早揚
徐渭于明武宗正德十六年二月初四日（1521年3月12日）出生于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觀橋大乘庵東（今屬浙江紹興）一個趨向衰落的大家族。其父徐鏓曾任四川夔州府（治今重慶市）同知。徐鏓的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兩個兒子；繼娶苗氏，不曾生育。徐鏓晚年納妾才生下徐渭，徐渭自幼由嫡母苗夫人撫養。在徐渭出生百日后，徐鏓便去世。十歲時，徐渭的生母又被苗氏逐出家門，骨肉分離，對他而言刺激頗深。徐渭十四歲時，苗夫人去世，徐渭隨長兄徐淮生活。二人年齡相差三十多歲，又缺乏手足之情，相處得不甚愉快。
徐渭青少年時得不到親生父母的疼愛，在家庭生活中地位低下，有寄人籬下之感。然而他聰穎異常，文思敏捷，六歲讀書，九歲便能作文，十多歲時仿揚雄的《解嘲》作《釋毀》，享譽遠近。當地的紳士們稱他為“神童”，將其與東漢的楊修、唐朝的劉晏相提并論。在世態炎涼之中，徐渭形成了既孤傲自賞，又郁郁寡歡的性格。
徐渭成年后“貌修偉肥白，音朗然如鶴唳”，時常中夜呼嘯，宣泄憤慨。所作的詩文恣露胸臆、奇傲縱誕，有超軼千古的不羈之感。嘉靖二十年（1541年），二十一歲的徐渭入贅紹興富戶潘氏，并隨任典史的岳父潘克敬游宦陽江（今屬廣東），協助辦理公文，對官場情況開始有所了解。不久，他又返回山陰，參加鄉試，往返于浙粵兩地。
在往返浙粵的途中，徐渭還乘興登南昌滕王閣，游梅嶺觀音洞。于沿途吟詩賦辭，流露出平生以來少有的樂觀情感。他還與山陰文士沈煉、蕭勉、陳鶴、柳文等結為文社，被時人稱為“越中十子”。在廣交文友的活動中，徐渭轉而博采眾長，文學與藝術的修養得到迅速提高。沈煉曾夸獎他說：“關起城門，只有這一個（徐渭）。”
命運多舛
自幼以才名著稱鄉里的徐渭，卻在科舉道路上屢遭挫折。嘉靖十九年（1540年），二十歲的他考中了秀才。此后，徐渭兩次參加紹興府鄉試，直到四十一歲時，經歷了八次考試的他，始終也未能中舉。此外，二十五歲時，徐家財產又被豪紳無賴霸占，所屬的房產、田園，蕩然無存。二十六歲時，妻子潘氏又得病早逝。人亡家破，功名不第，使徐渭不知所措。為了謀生，他離鄉背井來到太倉（今屬江蘇），卻不得要領，只能徒勞而返。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徐渭開設“一枝堂”，招收學童，教私塾以糊口，并且開始追隨季本、王畿等人，研習王守仁的學說。次年，徐渭不顧世俗偏見，把母親接回自己家中。
徐渭在鉆研學問同時，對政局十分關心。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秋，蒙古首領俺答率軍在北京一帶擄掠，史稱“庚戌之變”。徐渭聽聞此訊后，義憤填膺，揮筆創作《今日歌》《二馬詩》等，痛斥權臣嚴嵩誤國。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徐渭考中鄉試的初試，并受到浙江提學副使薛應旂的賞識，拔為第一，增補為縣學廩膳生。但在復試時，徐渭仍未中舉。
從戎幕到牢獄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進犯浙閩沿海，紹興府成為烽火之地。平時好閱兵法的徐渭，先后參加了柯亭、皋埠、龕山等地的戰役，并出謀劃策，初步顯示了軍事才能。此時，徐渭引起了浙江巡撫胡宗憲的注意。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冬，升任浙直總督的胡宗憲，欽慕徐渭的才識。經過多次相邀，胡宗憲終于將徐渭招入幕府，充當幕僚。
入幕之初，徐渭為胡宗憲創作了《進白鹿表》，受到明世宗朱厚熜的賞識。自此，胡宗憲對他更為倚重。
徐渭不滿于胡宗憲傍依權臣嚴嵩，但欽佩胡宗憲的抗倭膽略，感念他對自己的信任。經過一番猶豫，徐渭還是進入了總督衙署。
此后，徐渭隨總督府移駐寧波、杭州、嚴州（今浙江建德）、崇安等地。他“知兵，好奇計”，為胡宗憲謀劃，助其擒獲倭寇首領徐海、招撫海盜汪直。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嚴嵩被免職，徐階出任內閣首輔。在徐階的策動下，胡宗憲受到參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后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職處分），徐渭便離開了總督府。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徐渭應禮部尚書李春芳之聘，前往京師。次年，因與李春芳性格不合，便辭歸故里。不料，李春芳不能容忍徐渭的辭聘，威脅徐渭歸復到他的門下。徐渭只得趕回北京，請舊友說項，才算了結此事。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胡宗憲再次被逮入獄，并死于獄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數人受到牽連。徐渭生性本就有些偏激，因連年應試未中，加上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時他對胡宗憲被構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擔憂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對人生徹底失望，以至發狂。他寫了一篇文辭憤激的《自為墓志銘》，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鐵釘擊入耳竅，流血如迸，醫治數月才痊愈。后又用椎擊腎囊，也未死。如此反復發作，反復自殺有九次之多。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徐渭在又一次狂病發作中，因懷疑繼妻張氏不貞，將其殺死，他因此被關入監牢，服刑七年。徐渭在獄中完成《周易參同契》注釋，揣摩書畫藝術。徐渭在獄中七年，其中只在隆慶二年（1568年）生母病故時短期出獄，辦理喪事。
徐渭被下獄后，友人紛紛予以援助。其中援助最為有力的，先是禮部侍郎諸大綬，后是翰林編修張元忭（即明末著名散文家張岱的曾祖父），他們都是徐渭的至交，又都是狀元出身，頗有聲望。在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渭終于借明神宗朱翊鈞即位大赦之機獲釋。這是萬歷元年（1573年）的事，此時徐渭已經五十三歲。
萬歷三年（1575年），徐渭參加張元忭主持的《會稽縣志》編修工作。該志的序言以及一些章節的評論是由徐渭所作。在這些文章中，他對當地人們生活的社會和經濟環境做了批判，其中關于人口和稅收的評論非常深刻。
潦倒晚年
出獄后，徐渭先游覽了杭州、南京、富春江一帶，病體略有恢復，并交結了許多詩畫之友。萬歷五年（1577年），徐渭年輕時代的朋友、此時已經擔負北部邊防重任的吳兌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赴宣化府充任文書。徐渭在宣府的時間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寫北地風光、民俗和軍旅生活的詩文。在寫給許多官員的贈序中，他都喜歡議論政事，尤其是關于邊防的策略。據說吳兌非常重視他提出的建議。
明神宗即位之初，由閣臣張居正主持國政。張居正對蒙古采取撫和的方針，徐渭對此表示贊賞。期間又過居庸關赴塞外，經戚繼光介紹，至遼東尋李成梁，教授其子李如松兵法，并結識蒙古首領俺答的夫人三娘子。徐渭雖受吳兌等人敬重，但因健康不佳，只得于次年春經北京回到家鄉紹興，注釋郭璞《葬書》。
徐渭六十歲時，應好友張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兩人的關系就惡化了。據張岱的記敘，張元忭是個性格嚴峻、恪守禮教的人，而徐渭卻生性放縱，不愿受傳統禮法的束縛。張元忭常常以封建禮教約制徐渭，這使徐渭大為惱火。他曾對張元忭說：“我殺人當死，也不過是頸上一刀，你現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于和老友的交惡，加上與官僚們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徐渭情緒郁憤，舊病復發，便于居京三載后重歸家鄉。此后，徐渭便沒有離開過山陰。
晚年鄉居的日子里，徐渭越發厭惡富貴者與禮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過去的朋友和追隨他的門生。常“忍饑月下獨徘徊”，杜門謝客，據說有人來訪，徐渭不愿見，便手推柴門大呼：“徐渭不在！”張元忭去世時，徐渭往張家吊唁，撫棺慟哭，不告姓名便離去。
徐渭一生不治產業，錢財隨手散盡，此時只得靠賣字畫度日。但手頭稍為寬裕，便不肯再作。他的一班學生和晚輩的朋友，或騙或搶，從徐渭手中得到了不少他的作品。徐渭晚年貧病交加，所蓄書籍數千卷變賣殆盡，常至斷炊。但他狷傲愈甚，不肯見富家貴室，低首乞食。有時豪飲酒肆，有時自持斧毀面破頭，精神病也日益嚴重。他不斷輾轉借住于朋友家，他堅稱是因為兒子的過錯導致他不斷搬家。
抱憤而卒
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窮困潦倒的徐渭在二兒媳家中去世，終年七十三歲，葬于紹興城南木柵山。死前，徐渭寫有《畸譜》，記述自己坎坷的人生經歷。當他去世時，身邊唯有一狗與之相伴，床上連一鋪席子都沒有。
主要影響
文學
徐渭的文藝創作所涉及的領域很廣，但它們共同的特征是：藝術上絕不依傍他人，喜好獨創一格，具有強烈的個性，風格豪邁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現出對民間文學的愛好。
明代的詩壇，由于前七子與后七子的提倡，出現了一股擬古的風潮。這種擬古的風氣，在一定意義上有礙于詩歌藝術的發展。徐渭對此深致不滿，并作了尖銳的批評。他說：“鳥學人言，本性還是鳥；寫詩如果一意模擬前人，學得再像，也不過是鳥學人言而已，毫無真實的價值。”徐渭自己的詩歌創作，注重表達個人對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感，風格略近李賀，問學盛唐，并雜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終不失其為自我。這個傾向為稍后主張抒發性靈的公安派所繼承，對改變晚明詩風具有重要意義。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對徐渭的詩有一段精彩的評述：“文長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蘗，恣情山水……其所見山奔海立。如寡婦之夜泣，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
徐渭的散文，以《自為墓志銘》一篇最為出色。此外，許多尺牘也很有特色，潑辣機智，幽默多趣，文風遠啟金圣嘆一流。但總的來說，徐渭散文方面的成就不及詩歌。
書法
徐渭的書法和明代早期書壇沉悶的氣氛對比顯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長氣勢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難看懂，用筆狼藉，他對自己的書法極為喜歡，自認為“書法第一，詩第二，文第三，畫第四”。
徐渭打破了以“臺閣體”為主導的明代書壇的寂寞，開啟和引領了晚明“尚態”書風，把明代書法引向了新的高峰。陶望齡認為其書法“稱為奇絕，謂有明一人”。袁宏道則稱：“予不能書，而謬謂文長書決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先生者誠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俠客矣！”
徐渭花卉圖卷題詩
徐渭的書法及書法觀的產生，與明朝中、晚期的思想、文化、審美觀念巨大變遷相吻合。他的書法也是從吳門書派主張唐法的反叛中出發，繼而吸取北宋蘇軾、黃庭堅、米芾追求藝術個性化的積極因素中走來。徐渭的作品諸如《寄云岳子九首冊》《為仰南書六首詩卷》《李白蘇軾九首詩卷》《春園暮雨詩軸》等作品中黃庭堅書法的筆意比比皆是。
徐渭在《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中所說的“時時露己筆意”的審美精神。他的原話是：“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為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已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為何人，然窺其露已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并其須眉軀干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如果說徐渭的行書已用“己意”實現了對傳統筆法的改變，那么，最大的改變是那些高頭大軸的中堂行草書。以前說“董其昌破壞了墨法”，在這則要說“徐渭破壞了筆法”。徐渭在書法從卷冊翰札的文房把玩轉向廳堂展示審美的變革中，實現了作品創作中筆法的改造。《代應制詠劍草書軸》和《代應制詠墨草書軸》是其代表作。徐渭這種借鑒于繪畫的點畫表現方法，是對晉唐筆法的創造性破壞。對于書法藝術這種美術化傾向的改變。
繪畫
繪畫風格
明代的水墨寫意畫迅速發展，以徐渭為代表的潑墨大寫意畫非常流行。徐渭憑借自己特有的才華，成為明代成就極高的寫意畫大師。
徐渭的潑墨寫意花鳥畫，別開生面，自成一家。其花鳥畫，兼收各家之長而不為所限，大膽變革，極具創造力。其寫意畫，無論是花卉還是花鳥，皆一揮而就，一切盡在似與不似之間，對筆下的四時花木，畫家運用勾、點、潑、皴等多種筆墨形態，將牡丹之雍容、紫薇之雋秀、竹子之蕭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潔的神韻刻畫的入木三分，分別舒展九尺與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沖畫外，不見首尾，與密如驟雨的葡萄、虬如蟠龍的藤蔓構成了巨大的張力，充溢在畫面中的縱橫之氣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實倒掛枝頭，水鮮嫩欲滴，形象生動，茂盛的葉子以大塊水墨點成，風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寫意花卉的風格。豐富的運動軌跡與濃淡、徐疾、大小、干濕、疏密程度各異的筆蹤墨韻，無不具備振筆疾書的即興性和不可重復性，呈現出中國繪畫中最為強烈的抽象表現主義，使其蘊含某種內在的氣質、精神，這種氣質、精神又使欣賞者有如臨其境之感。徐渭筆下的南瓜、菊花圖，一氣呵成，驅墨如云，氣勢逼人，同時又恰如其分的駕馭筆墨，輕重、濃淡、疏密、干濕極富變化。墨法上既呈隨意浸滲的墨暈，又見控制得宜的濃淡。雖然被徐渭自稱“戲抹”，然而在寫意中仍生動的傳達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韻。它的梧桐圖，只以潑墨筆法繪其一小部分，卻有使人聯想到挺拔正直的參天梧桐。正如翁方綱所說：“紙才一尺樹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廬。恐是磊落千丈氣，夜半被酒歌噓唏。”徐渭以其精湛的筆法，在似與不似之間，為欣賞者營造出一片開闊的審美天地。
徐渭將自己的書法技巧和筆法融于畫中，正如張岱所言：“今見青藤（徐渭）諸畫，離奇超脫，蒼勁中姿媚躍出，與其書法奇絕略同。昔人謂摩詰之詩，詩中有畫，摩詰之畫，畫中有詩；余謂青藤之書，書中有畫，青藤之畫，畫中有書。”他的《墨葡萄圖》，墨的濃淡顯示了葉的質感，題詩的字體結構與行距不規則，如葡萄藤蔓一樣在空中自由延伸，書與畫融為一體。
徐渭的書法造詣很高，其跌宕縱橫的筆法有助于繪畫藝術的巧妙變化，如畫墨荷、葡萄，大刀闊斧，縱橫馳騁，沒有深厚的書法功力是難以做到的。徐渭曾做一幅《梅花蕉葉圖》，將梅花與芭蕉放在一起，并且在畫上題寫道：“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維畫”，顯示出徐渭與王維在某些構圖上的源流關系。當然，王維畫雪里芭蕉，更突出一種禪機，即，使得雪的清寒與芭蕉的心空構成畫面的宗教底蘊，而徐渭在這樣的畫面組合中，更突出一種超越時空的主體解放性。
徐渭的書法和畫法都極為嫻熟，功底深厚，他的題字，如他的潑墨寫意畫，縱橫不羈，洋洋灑灑；他的潑墨寫意畫，融合了精熟的筆法，意趣橫生，極富韻味。
徐渭晚年悲苦凄涼，形影相吊，他將自己的悲憤和懷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筆端，筆下的墨竹，枝淡葉濃，逸筆草草，竹枝氣勢勁健，竹葉俯垂含情，雖屬竹枝而高潔清爽之氣不減。這正是畫家身處下層，懷才不遇，品格高潔，絕世獨立人格的光輝寫照。他的潑墨牡丹，不拘于牡丹的富貴高雅特征，色彩絢爛，他卻常常以水墨繪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有賦予牡丹清雅脫俗的格調和神韻，所謂“從來國色無裝點，空染胭脂媚俗人。”
后世影響
徐渭的繪畫主觀感情色彩強烈，筆墨揮灑放縱，從而把中國寫意花鳥畫推向了書寫強烈思想情感的最高境界，把在生宣紙上隨意控制筆墨以表現情感的寫意花鳥畫技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為中國寫意花鳥畫發展中的里程碑，開創了中國大寫意畫派的先河，為文人畫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其畫風對清代的八大山人、石濤、揚州八怪以及近現代的吳昌碩、齊白石等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戲曲
徐渭既采用北雜劇的形式，又吸收南曲的自然格律，創作有雜劇集《四聲猿》，其中包括《狂鼓史漁陽三弄》《玉禪師翠鄉一夢》《雌木蘭替父從軍》《女狀元辭凰得鳳》四個獨立的戲。《狂鼓史漁陽三弄》又稱《陰罵曹》，是有感于嚴嵩殺害沈鍊之事而創作的，表現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后兩個戲都是寫女扮男裝建功立業的故事，反映了他對婦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義。這些作品都打破了雜劇固定的格式，為戲劇形式上的多樣化開拓了門津。《四聲猿》，高華爽俊，有著反抗思想與革新精神，對明代中后葉的戲曲創作起到重要的影響。湯顯祖曾說：“《四聲猿》乃詞壇飛將，輒為之演唱數通，安得生致文長，自拔其舌！”
此外，徐渭對當時流行的輕視南戲之風非常反感。他認為南戲有自己寬松自由的格律，受到民間的歡迎，它通俗、多采，“無今人時文氣”，可是卻“無人選集，亦無表其名目者”。為此，徐渭寫下了《南詞敘錄》，首次對南戲加以總結，研究了南戲的藝術特點，著錄了宋元南戲六十種、明初戲文四十七種，以反對戲曲創作的駢麗風尚，扶植新興的俗曲。這是中國第一部關于南戲的理論專著，在戲劇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雜劇《歌代嘯》、小說《云合奇縱》（即《英烈傳》），據說也是徐渭所作。
在戲劇理論方面，徐渭主張“本色”，即戲劇語言應當符合人物的身份，應當使用口語和俗語，以保證人物的真實性，而反對典雅的駢語，過度的修飾，這些看法都頗有見地。
軍事
徐渭文自負才略，喜出奇謀，談論行軍打仗的形勢策略大多得其要領。擔任胡宗憲的幕僚時，協助其抗擊倭寇，并參與制定誘降海盜汪直、徐海等人的計謀。晚年悉心培養名將李如松，使其建立不朽功勛。
茶學
徐渭好茶，在《謝鐘君惠石埭茶》中，說能“對之堪七碗”；在《某伯子惠虎丘茗謝之》中，又說“虎丘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徐氏還善品茶、沏茶，懂茶事，在浙江上虞孝女廟石碑中，有徐氏行草《煎草七類》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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